二

对中国国民政府而言，得到租借援助意味着可以解决获取美国军事物资的资金支付困难，故而十分重视争取租借援助的努力。

租借法案通过之后，美国政府规定，各国政府不得直接与美国厂商接洽军用品订货，而必须经过美国政府专管租借事务的机构审批，然后由美方代办订购。这一机构最初叫防御援助汇报处(DivisionofDefenseAidReports)，1941年10月底改设租借物资管理局(Lend-LeaseAdministration)。

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国民政府委派宋子文为处理租借事务的全权代表，另由宋子文在美国设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DefenseSupplies，Inc.)，并从国内专门调派江杓、朱世明等兵工与交通技术专家赴美襄助。原先由行政院军政部和军委会航空委员会等机构派往美国采办军火装备的人员，也一并归属该公司。中方通常由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租借物资申请计划；待与美方专门机构商定种类和数量后，由国防供应公司向美国各有关方面具体办理交货及运输事宜。中方在租借法案范围之外购买军需品，也统由国防供应公司办理。原由陈光甫主持的世界贸易公司，则专门经办商业物资的业务。另外，在重庆的蒋介石、孔祥熙也曾向美国大使高斯、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盟军中国战区参旗长史迪威、美国特使居里等人，交涉过租借援助问题。

1941年3月31日，宋子文向美方提出下列援助要求：(1)1000架飞机和训练与技术方面的帮助，以使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空军；(2)足以装备30个师的军火物资；(3)交通工具和设备器材多种，主要用于包括滇缅铁路、自印度塞地亚经缅北通往中国的公路的修建和运输(22)。这是《租借法案》实施之后中国方面首次提出的申请要求。

美方对中方上述各项要求，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办法。

首先，于4月28日批准提供价值达4510万美元的交通器材、设备和其他资料(23)。这反映了美方对改善中国运输状况、提高运输能力较为重视。在此后的一年内，美国对华租借援助均以交通运输为重点。

其次，同年5月中旬，批准向中方提供价额达4934.1万美元的军械弹药(24)。这大大低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转请宋子文向美方提出的12959.18万美元的申请总额(25)。

至于宋子文提出的1000架作战飞机的申请，遇到的困难更大。宋子文起初要求获得驱逐机700架、轰炸机300架。经与美方初步交涉后，宋意识到不可能全数兑现，旋改为驱逐机350架、轰炸机150架。此后的交涉亦颇多曲折。最后，在居里的坚持下，至7月中旬，美国陆军部与海军部才同意向中方提供飞机435架，其中110架系经英方同意划自英国定额之内(26)。

在对华租借援助问题上，美国分配给中国的数额往往少于中国的申请额；而实际上向中方交付的物资，又要少于分配定额。经过中方的交涉，1941年7月下旬，美方曾允诺当年交付2.4亿美元的军火，翌年再交付5亿美元(27)。至8月15日，宋子文已与美方拟订了6亿美元的租借援华清单，包括2亿美元的飞机、1.75亿美元的军械、7600万美元的卡车等运输工具，以及其他物料及运费。但是，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1941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约为2600万美元，仅占当年美国提供给各国租借援助总额的1.7%；以后几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援助数额以及占美国对外租借援助总额中的比例分别为：1942年，1亿美元(1.5%)；1943年，4900万美元(0.4%)；1944年，5300万美元(0.4%)；1945年，11.07亿美元(8.0%)(28)。

中国实际获得美国租借援助份额如此之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1941年3月11日到1943年3月2日，美国先后共宣布47个国家和地区可获得租借援助。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距离美国最远；且由于沿海口岸全部被日军占领，进口物资必须辗转经由别国领土，才能运抵中国西南后方地区。美国援华租借物资，最初是先海运至缅甸，再经由滇缅公路运入中国。1940年第四季度滇缅路平均每月货运量仅4700余吨，经改善路面状况、增加卡车、加强管理之后，1941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运货13000吨(29)。1942年4月缅甸被日军占领后，滇缅路完全被切断，援华租借物资只能转道印度，利用自印度阿萨姆到中国昆明之间空中通道，这就是飞越海拔15000英尺的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空运。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空军先后加入了“驼峰”租借物资运输线。中航最初投入运输机10架，1943年后增至20余架；美方最初仅投入10架运输机，以后陆续增加，至1943年9月为225架(30)。驼峰航线实际空运量，1942年7月中航为150吨，美方仅85吨；1943年上半年，中航平均每月为722吨，美方为2170吨；1944年上半年，中航平均每月1210吨，美方13000吨。也就是说，直到1944年年中，驼峰空运量才达到滇缅路1941年的实际运量。1944年5月密支那机场被收复后，驼峰空运线的航程得以缩短，当年下半年中航平均每月空运2050吨，美方增至26100吨；1945年中航的月空运量没有大的变化，但上半年美方空运量达46226吨，7-9月平均每月则为54711吨(3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有关当局常常以运输条件困难、援华物资在印度严重积压为由，减少给中国的租借援助份额和起运额。

另一方面，美国有关当局在考虑租借物资分配问题时，存在着“重欧轻华”的倾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对欧洲战场的重视都远甚于中国战场。以罗斯福而言，在《租借法案》通过之前，他便表示要把美国新生产的军需品的半数分配给英国，包括最新式的轰炸机，当时英国希望美方在1941年能向英国交付2.6万架飞机(32)。而1941年5月罗斯福指示居里与军方商议中国提出的军需品申请时，叮嘱居里不要擅自对中方的要求做出承诺，“这些要求只有在研究我们的军事问题以及我们自己和英国的需要之后，才能最后决定”(33)。在审核宋子文提出的第一份申请租借援助的方案时美国陆军部也表示，对华援助不能对美军和英国的需要造成任何明显的影响，并且指责中方提出的某些要求“含糊不清”、“不现实”(34)。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当局的“重欧轻华”倾向并无改变。1942年年中，居里便曾私下告知宋子文：美方决策层“大都注重欧战”，他（居里）无法挽回(35)。事实上，直到1945年5月初欧洲战事结束后，中国才被美方列为租借物资的首要受援国。

关于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租借援助的总额，现在可见到的几种资料和说法有所出入。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美籍顾问杨格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指出，从1941年到1946年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15.46亿美元，其中抗战结束前为7.78亿美元(36)。

美国国务院1947年公布的租借法案第23期报告书，称抗战期间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870435000美元(37)。

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其中根据美国财政部截至1948年6月30日止所收到的各有关机构的报告，把抗战胜利以前的对华租借援助总额确定为845748220.88美元。

中国方面的统计数字则低于美方所公布的总额。抗日战争结束后，行政院驻华盛顿物资供应委员会（前身即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曾对战时运送租借物资船运总帐进行综合计算。在此基础上，财政部于1945年底编出了从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30日为止的《中美租借法案物资重量价值综合报告表》，统计出战时美国对华租借援助价值总额为597748901.64美元。

1947年，驻美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守竞拟具《租借法案结帐事宜备忘录》，称至1945年9月1日止的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为686532083.57美元(38)。由于《备忘录》成文要晚于上述《报告表》，且载明参考了美方起运付款之物资总值通知书，其统计总额相对而言准确性要高一些。

如果把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与中方的《备忘录》相比较，差额为159216137.31美元。

中美两国政府的权威性统计数额有如此大的出入，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项。首先，美方若干物资系由其海外驻军直接拨交中方，这些物资未经由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申请起运，但美方仍将其价额计入对华租借帐上。其次，国防供应公司在美申请物资起运后，美方有改为拨充他项用途者，但未从原申请物资帐内注销。再次，租借援助自一开始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租赁借贷关系，并不计算收取租金和利息。中方主持租借事务的宋子文在1942年7月25日致蒋介石密电中曾谈到：“（租借）物料价款及运输费用，概由美方自理……该项物料之供给，名为租借，实则各国决无归还之日，是以物料开价各国俱不注意。”(39)1947年王守竞在其《备忘录》也指出：“美方办理租借物资之机关极多，帐目尤繁，各机关数字亦不一致……且美方对我租借帐目实际上不过视同虚帐，目的只求在美国本身预算科目内有一着落，并无向我结算清偿之意。”(40)正因为中美双方实际上都视租借援助为赠予关系，各自帐目都难免不全、不确之处。

还应指出，上述中方两次统计数额均出自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保存的租借物资申请起运帐单，因而不可能包括美国国务院白皮书中开列的“各种服务”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