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价额达数亿美元的租借援助，这无疑是构成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的重要方面，但还不是这种关系的全部。在客观、全面地评价美国对华租借的时候，还必须研究中美租借关系的另一方面，即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回惠租借(41)。

在《租借法案》产生的过程中，美国便已经考虑到租借受援国对美国的“回报”问题。根据1940年9月2日美国和英国达成的协议，美国向英国提供50艘旧军舰，英国则把纽芬兰、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等8处海空军基地借给美国，期限99年(42)。1941年3月11日通过的《租借法案》第三条第二款则规定：接受租借援助的外国政府“给予美国的利益可以用实物或财产支付或偿还，或者给予其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43)。当然，这一条款对于租借受援国尚无直接约束力；加入这一条款，可以使《租借法案》较少受到来自孤立主义的指责，从而较易在国会通过。但该条款毕竟有美国应得到某种补偿的含义。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政府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内称：“每一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凡正在或行将提供物质援助与贡献以参加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之其他国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44)这一宣言标志着“互助”已成为盟国间的共同原则，美国也是用互助原则来标榜其分别与有关国家签订的租借协定（亦称租借主体协定），并进而确立回惠租借援助关系的。

中美租借协定是在1942年6月2日签订的，其全称为《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它晚于美英租借协定（1942年2月23日），略早于美苏租借协定（1942年6月11日）。至迟在该年3月初，美国政府便考虑依据美英租借协定的主要原则，同中国订立租借协定。4月初，美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拟就中美租借协定草案。草案在序文部分加入了美英租借协定所没有的如下一段话：“美国及中国政府为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之签字者，以是而承受1941年8月14日美国大总统暨英国首相所为之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所包含之宗旨及原则之共同纲领。”美方一度认为，中国并非大西洋国家，可能会对这段文字持异议。但美方最为担心的是，中美租借协定草案第7条里搬入了美英租借协定中关于战后应“取消国际贸易间一切歧视待遇、减低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等条文，对此中方会加以反对。曾经访问过重庆并即将再度赴华的居里便认为，中国在战后将大力发展工业，届时可能会用进口关税作为保护其民族工业的手段(45)。经反复磋商后，美方打算在中方就减低关税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时，说服中方在签署租借协定同时，以换文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拟就了换文的文字：“本协定各条款同于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家间订立之协定。本协定第七条提到了减低关税，双方理解到，中国关税总的来说属于偏低，故而并不期待普遍减低中国关税，且某种提高是适宜的。诚如协定第七条所指出的，上述事项有待于进一步磋商和达成协议，通过扩大两国之间以及两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的方法，增进各国国内的生产和就业。”(46)很显然，在美方看来，中美租借协定是要中方做出某些让步和回报的，因而美方必须对中方的不同意见有所准备。

但是，当时中方急于同美国签订租借协定，因为这不仅将加强中国获得美国租借援助的合法性，而且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向已担任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面交了中美租借协定草案。当日，宋子文便把草案全文电告蒋介石，称“约文除前文内提及之约章外，其余条款均与英、美二月廿三日所订协定相同”，“我方应予同意”。蒋介石收到宋的电报后，即批示“照办”(47)。6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刘锴用电话告诉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Max-wellM.Hamilton)，称蒋介石已授权宋子文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签署中美租借协定，宋子文建议翌日便举行签字仪式。当时，美方对中方未就租借协定草案提出任何修改意见，颇感意外(480。

1942年6月2日，宋子文与赫尔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协定第一条规定：“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以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这就以双边协定的形式，肯定了一年前美国单方面宣布的对华提供租借援助的义务，加强了中国获得租借援助的权利。协定第五条宣称：“此次紧急状态终了时，中国政府当以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及美国大总统决定为对于美国或西半球之防卫，或对美国其他方面为有用之用品，返还美国。”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消耗了的租借物资是不必、也无法归还的。另外，该协定第二条载明：“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这就正式规定了中国向美国提供回惠租借的义务。与这项义务相关，该协定第六条指出：“在最后决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与美国之利益之时，对于1941年3月11日后中华民国政府所供给及经大总统代表美国接受之一切财产、兵力、情报便利或其他利益或事项，应加以充分之考虑”；第七条又规定：在关于中国政府为酬报美国租借援助而给与之利益之最后规定中，“应包括载有美国及中华民国同意之行动，并公开使其他具有相同志愿之国家参加，藉国际的及国内的适当办法，以增加为全世界人类自由幸福物质基础之物品之生产、使用、交换与消费，并取消国际贸易间一切歧视待遇、减低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49)根据这些规定，中国的回惠不仅包括战时、而且将延续到战后；不仅是军事物资和相关便利，而且在两国贸易关系上接受美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但是，如同美英租借协定一样，中美租借协定只是提出了回惠租借的原则，而美国的现实需要必须有较具体的保证。1942年9月3日，美国分别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政府以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通过换文的方式，达成了各相关国家将向美国提供回惠租借援助的协议，这些援助包括军事装备、军火、美军需要的其他各种供应品和劳务（工资和津贴除外）、在各有关国家和地区内为共同战争努力而实施之军事工程建设所需供应品和劳务等(50)。1943年1月30日和6月14日，美国又分别与比利时和荷兰政府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但是，中美之间关于回惠租借援助协议的交涉，却历经波折。

自1942年下半年起，向在华美军和官方机关提供物资、劳务，修建机场和其他军事基地，已成为中方重大的经济负担。1942年底和1943年初，中美双方曾非正式地就签订回惠租借协议交换看法，以冀解决上述问题。1943年5月15日，美方向中方提交了回惠租借协议换文草案，其中规定，中方应向美方提供四个方面回惠租借援助(51)。5月21日，美方照会中方，把回惠租借援助概括成：(1)向在华美军和美国机关直接提供物资和劳务；(2)提供中国货币，使美国军队和机关可用于在中国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获得物资和劳务，并支付其他用途，美国政府将为此而不时地向中国政府支付美元。该照会并提出，中方提供的第一项援助（物资与劳务）将全部记入租借帐内，第二项援助（中国货币）中的一部分，美方将按照中国官方汇率支付美元，另一部分亦将记入租借帐内(52)。

对于美方提出的方案，国民政府外交部、财政部、行政院乃至蒋介石本人，都认为“尚无不合”、“大致可行”，并为中美回惠租借协议生效后的一系列技术性和财务性要求，做了必要的准备(53)。但是，由于1美元合20元法币的官方汇率已与法币低下的实际汇率相差数倍(54)，在是否承认中国官方汇率的问题上，美方内部（主要是陆军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意见也不尽相同，与中方交涉调整汇率也没有进展，因而拖延了中美回惠租借协议的正式达成。到1944年1月，蒋介石把美国对华提供10亿美元的新借款，作为中国提供回惠租借（包括支付修建飞机场等开支、供给美军食物、运输美国军用品等费用）的前提条件；否则在华美军的一切开支应由美方自行负担，而且中方不变更1美元合20元法币的官方汇率(55)。美国政府拒绝了中方的10亿美元借款。这就给中美回惠租借协议的达成蒙上阴影。在此后的谈判交涉中，中方始终不同意调整汇率，只同意每1美元额外补助美方若干元法币，作为对美回惠租借(56)。1945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不再考虑同中方达成回惠租借协议。

应当指出，尽管中美之间未能正式达成回惠租借协议，中国仍然不断地向在华美军和机关提供物资和劳务，垫款数额甚巨。当然，在清算垫款时，双方不无分歧，有关的交涉旷日持久。中美双方先后于1944年11月、1945年6月、1946年4月商定双方的垫款额及清偿额。自1941年7月至1945年9月，中方对美垫款总额为245940380569.60元，美方实际清偿147970193982.20元，未清偿的97970186587.40元(57)，由中方将其列入回惠租借帐内。这个数额如折合成美元，无论按1944年11月中美双方初次清算垫款时的折合率(1：118)，还是按清算1945年9月垫款时的折合率(1：921)，都是一笔为数不小的资金。如果按照1943年5月美方主动提出的官方汇率(1：20)，那么中国向美方提供的回惠租借，更是一种巨大的援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