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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网 记者:吴景平
今年四月“国五条地方细则”实施以来,政府试图稳定楼市价格,但开发商应对招数频出,调控政策面临考验。央视网记者通过调查,隐约发现了楼市各方正进行着的激烈博弈。[详细]
四
抗战时期中美之间的租借关系,在整个战时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居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战时财政经济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相对于美国战时对外租借援助总额502.44亿美元和英国所获得的份额270亿美元而言(58),美国向中国提供的8亿美元左右的租借援助,确实显得少了些,与中国战场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不甚相称。对于租借援助中的这种“重欧轻华”倾向,时人与后人(包括美国人士)所作的大量评判,均有其合理的方面。
但是,如果与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相比较,美国租借援助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苏联是通过三次信用贷款帮助中国获得苏制军事物资的。在2.5亿美元的信贷总额中,实际动用额为1.73176亿美元,除了偿付本金外,中方尚须支付28603897.13美元的利息(59)。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约为苏联信贷实际动用额的5倍,在结算时,除了2000万美元的偿还待另行洽商外,其余一概作为赠予(60)。英国虽然在1944年5月2日与中国订立了租借协定,但实际提供的租借援助数额远低于美国对华租借总额(61)。另外,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两年里,德国为履行战前达成的易货协定,曾向中国提供过若干军事装备,随着远东和欧洲局势的演变,到1939年后,中国已无法获得德国军火。因此,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既是抗战时期中国所获得的数额最大的军事援助,又是抗日战争后半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军援。不难设想,如果没有美国的租借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会经历更多的艰难曲折。也可以想见:在其他国家或中止对华军事援助、或仅能提供少量“象征性”的租借援助的情况下,在中国不得不为以往输入的军事物资支付信贷本息的时候,美国却向中国提供了无须偿付的租借援助,其数额大大超过了苏联、英国等国对华输入军事物资的总和。在抗日战争后半期,对美外交成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远超过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是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援助,对战时中国的财政经济,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前文所述,在获得租借援助之前,美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数次借款,其总额约达19780万美元。这几笔借款的还本付息,成为国民政府不小的财政负担。事实上,中方直到1948年才把这几笔借款基本清偿完毕(62)。显而易见,如果没有约8亿美元的租借援助,中国势必举借更多的外债购买必需的军事物资,相应的还本付息负担将更重;抑或动用更多的外汇购买军火,从而影响到棉麦借款等战前外债的还本付息。而且战时中国主要依靠输出农矿产品抵付外债,外债还本付息负担的加重,势将进一步紧缩相关农矿产品的国内供给,从而给战时国统区社会经济的运行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
在美国开始对华提供租借援助之后,1942年3月21日,中美之间还达成了5亿美元借款协定(63)。由于这笔借款在期限、利息率、担保、用途等方面均无实质性规定,对中方也是十分有利的。从以后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64),5亿美元借款对维持抗战后期的国统区财政金融局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租借援助,5亿美元借款中的相当部分将不得不用于购买军事物资,而在维持财政金融方面的直接作用也就大大降低了。因此,从国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全局考察,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所起的作用便十分清楚了。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获得美国租借援助的过程中,也向美方提供了数额巨大的回惠租借,包括供给美方物资和劳务以及相应垫款。仅从1942年7月到1944年年底,中方向美方垫款总额已达5008105余万元,并且是延至1944年11月和1945年6月才分两次给予部分清结的(65)。这一垫款额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财政意味着什么呢?它相当于从1942年度至1944年度国民政府财政实收总额10321402余万元的48.5%(66);约占这三年国库收支逆差总额19992104余万元的25.1%(67);相当于1944年的货币流通总额18946100余万元的26.4%(68)。诚如战后国民政府所指出的,中国是在“抗战极艰苦,财政极困难”的年代里,履行反租借(即回惠租借)义务的,“虽政府之各项开支力求紧缩,而对美方要求垫付之款项无不从速照付,因而增加通货之发行,助成恶性之膨胀,影响国计民生至深且著”69。中国对美巨额回惠租借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它大大加剧了国统区原已存在的物资匮乏、物价腾涨、收支失衡、通货失控的局面。为了履行回惠租借的义务,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
围绕战时租借关系,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种种分歧,并且发生过较严重的争执,双方最高领导人、军政要员和新闻媒介,都有过程度不等的介入。有些分歧和争执还涉及中国内部的政治是非、中国在盟国间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乃至中国的主权尊严等重大问题。事实上,双方在租借关系上确实有着利益和目标上的差异;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也不无偏颇失当之处。但是,就本质和基本面而言,中美战时租借关系应属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基础之上的互相援助关系,是以往中美关系中未曾有过的新型关系,也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人民互相支援、共同奋斗历史的组成部分。因此,中美租借关系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性作用,应予以公允的评价。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继续向国民党政权移让了总额达7.81亿美元的租借物资(70)。中方也仍向在华美军垫款,自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底,共垫款276.4亿元法币、40万台币(71)。不过,战后中美租借关系的性质和作用,都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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