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同志 父子情深

陈延年的父亲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这样一个名人之家也如普通家庭一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恩怨。在孩提时代，父亲并没有给陈延年留下多少愉快的记忆。陈延年的生母高氏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没受过现代文化教育，思想守旧。这与陈独秀截然不同，夫妻之间的不融洽可想而知。后来，陈独秀与原配高氏分居，娶了小姨高君曼。高君曼与高氏是同父异母姐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热爱文学的新派女子。陈延年从小就难得与终日在外奔波的父亲见上一面，母亲还常常讲起她对陈独秀的种种不满。陈延年懂事之后，更是目睹了父亲遗弃母亲而与高君曼结合，对父亲不由得心生怨恨。

当陈延年、陈乔年成人以后，作为父亲的陈独秀以民主、平等相待之，从不以“父父子子”那一套伦理纲常压抑两个儿子的个性发展。在上海求学时，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更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在他们兄弟加入共产党的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在党内，陈独秀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在陈延年、陈乔年给父亲陈独秀的信件中，也多以“独秀同志”相称，而他们也从不掩饰父亲的错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从不徇私情。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结果导致了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对此，陈延年表示极为不满，曾严厉批评父亲是“书呆子”、“老糊涂”。陈延年还和广东区委的同志说：“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

陈延年牺牲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整日不发一言，亲近的人都避而远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陈延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