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英勇就义

1927年3月，陈延年奉命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经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筹备工作。他回上海途中在南京得知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连夜赶到上海。面对大批革命者的尸体和血泊，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联名发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可惜党中央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电文的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立即转入地下，着力于浙江、江苏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领导广大干部和党员与蒋介石的反共屠杀政策进行了勇敢的斗争。4月22日陈延年送走罗亦农、李立三到武汉参加五大以后，接替罗亦农任江浙省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正当他在腥风血雨中致力于革命力量的恢复与发展时，他自己却遭到不幸。

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上海四川路施高塔恒丰里104号住宅里，上海中共党组织主要领导同志正在举行秘密会议，传达五大决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组建浙江省委和江苏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会议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有关任命等。这时，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有人被捕，供出许多重要机关，需赶快转移。正在发言的王若飞，立即结束了发言，宣布散会，各自转移。下午3时许，特务闯进省委机关进行搜查，留守机关的赵世炎夫人来不及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新任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组织部长郭伯和一同来省委机关探视，见花盆仍放在窗台上，以为平安无事，便信步走上楼去。潜藏在内的特务冲了上来，当即抓住了留守的秘书韩步先。陈延年和郭伯和一见形势不妙，便举起木凳和特务搏斗。由于寡不敌众，陈延年的头被打破，牙齿也被打落，鲜血淋漓。特务一拥而上按住他，随即将他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随后赵世炎、郭伯和也被捕。

陈延年被捕后身份并未暴露，党内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积极组织营救。王若飞寄信给陈延年在法勤工俭学时的好友刘方岳，请求他尽力搭救陈延年。刘方岳与王若飞是同乡又是同学，两人感情深厚。当时刘在贵州名绅王从素开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德胜棉花店当经理。他找到当时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地区律师界声望很高的律师吴凯声。吴凯声是第一个能在会审公廨出庭辩护的中国籍律师，巡捕房、警察局、法院这些地方，走得进，出得来，说得上话，而且也适合在各种场合进行斡旋。而且吴凯声与陈延年也有一面之缘，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民族大义出发，吴凯声慨然允诺，一口同意接办此案。

当天，吴凯声即出动自己律师事务所里全体人员到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去探摸情况。他们中有人在闸北区警察局的预审档案里看到了一份材料，上面说：“一自称陈友生者，皮肤粗黑，身穿短衣，裤脚扎有草绳，很像是干粗活的人，彼云是房东家烧饭师傅，警察局抓错人了。”吴凯声因见过陈，据此并再综合了其它方面汇集来的材料，确认了这个自称陈友生的即是陈延年，并断定其尚未暴露身份。他立即将这消息告知刘方岳。因其它查来的材料的案情记录中录有陈延年被军警包围时拿起桌椅搏斗，击伤两军警等情事。而据悉军警因陈“凶狠”，要给陈吃点苦头，以泄此恨，因此一时还放不了人。所以吴凯声又告诉了刘方岳这个情况，并说已向军警塞了点钱，估计过一些日子会放人，教其安心等待。

吴凯声知道这是件急案，急案当速办，如果时间拖长，露出马脚，立将危及陈延年生命。为此，他委托郑毓秀大律师直接去向闸北区警察局长疏通关节放人。郑毓秀与闸北区警察局长是广东同乡，这个局长对她十分钦佩，所以吴凯声认为她出面讲句话有份量，定可成事。

吴凯声一边从内部进行营救，一边在外界制造舆论。当年，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叫杨虎；国民党市党部秘书长叫陈群，上海一时成了“虎群世界”，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然而，吴凯声无所畏惧，为了从侧面起到些推助作用，他在各种交际场合有意放出话去，说国民党要得民心，必须释放无辜被捕的人。

哪里料得到，吴凯声的赤诚相助，周密筹谋，辛苦奔走和刘方岳的努力，后来因吴稚晖出卖而前功尽弃。

原来，在刘、吴全力策划营救陈延年的同时，另外也有一条营救之线在秘密地作同样的努力。陈延年被捕后，与陈独秀世交的党内文化界人士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心急如焚。这时恰巧文学家胡适从东京来上海，亚东曾替胡出版过《胡适文存》一书，为此，胡一直想答谢汪。汪就借了这点关系，上门去恳求胡设法营救陈延年出狱，胡满口答应了。陈延年被捕后，国民党军警认不得他，陈本人也未露身份，遗憾的是汪不知就里，恳托胡营救时，说出了陈延年这真名真姓，于是坏了大事。胡适想，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随即当夜写了封信给他请其相助。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当年在法国，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思忖再三，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二十六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被刽子手乱刀砍死。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登出了一封吴稚晖给杨虎的信，编者拟的题目是“铲除共党巨憝”，信里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胡适见到报纸，也对吴稚晖深为不满。

吴凯声读到7月5日《申报》上登载的吴稚晖给杨虎的信后，至为惊诧，知道事情不妙，立即约同郑毓秀驱车去闸北警察局，他想作最后的努力，以非常手段，采取紧急措施，借郑与该局局长的乡谊关系，利用其友情，再许以巨金，立刻带走“烧饭师傅”，然后让其一飞了之。不料，两人扑了个空，“烧饭师傅”已被先一步押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