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前辈是学生运动领袖、地下党

   【记者归来】：青年报？
   【陈小川】：中国青年报都不同，中国青年报在创刊的时候主要是由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搞学生运动的一些地下党领袖组成的这个领导班子。比如说我的前任，我的老前辈佘世光同志，是我们的党组书记兼社长，也做过总编辑。西南联大的，后来是北大，北大学生运动的领袖。钟伟刚同志，现在还健在，88岁了。当时是上海的学生运动领袖，都是地下党，非常理想主义的。另外，后来原来我们的老副总编辑，后来当新闻社社长的王世谷同志，南开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他都是。
   【记者归来】：我觉得他们挺新锐？
   【陈小川】：对了，他在那个时代就非常新锐的，整个在40年代。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这个，我说是出身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不愁吃喝，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恰恰都是这些人。
而且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我到报社的时候我们一个老的副总编辑，女同志，应该我叫阿姨了，王翠珍。她是40年代的金龄女大的学生，金龄女大是什么概念呢？是当时的阔小姐大学，非常好，就是读书读得非常好的才能考进去。而那个学校设家政系的，就是我这个学校毕业，我可以出来当贵族太太，就这个概念，她是那个学校的学生运动领袖，地下党。

四、媒体人需要理想主义色彩

    【记者归来】：现在听起来都很新锐？
    【陈小川】：我一到报社，我就感受到了这群人，老前辈理想主义的这种熏染、这种熏陶，而且他给我这种基因。我刚才说的王翠珍，她在40年代后期，她家里，她父亲是一个国民党的官僚，1949年初南京快解放的时候跑台湾去了。其实家里知道她在干什么，知道她在搞革命工作，母亲跟女儿说我们得见个面，老见不着你。她不走的理由，她不去台湾的理由就是说我要文凭，我要去了，我读了四年没文凭了怎么办，其实是地下党的工作。然后结果在南京的机场全国人团聚了一下，团聚之后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全去台湾了，她一个人留在南京，迎接南京解放。最动人的是母亲跟她分手的时候，还往她手里塞了一些金首饰，说实在要钱的时候把它变卖一下，飞机起飞了。当时她是年轻的，20几岁了，后来我们管她叫老太太。随手把金子扔在草坪上，说革命要金子干什么。从这个故事里可能看出来，中国青年报的基因就是这样的，就是理想主义色彩。所以那一代人，我在1979年进中国青年报的时候。
    【陈小川】：那一代人恰恰就是报社领导。
    【记者归来】：也就是说这些前辈们对您的影响挺深的？
    【陈小川】：非常大，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可能跟我的父母，他们的经历都非常近、非常相似。所以他们，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感染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这种创办中国青年报的这种，给中国青年报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是理想主义，为了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为了更加民主、更加法制，为了这个社会更透明，公民更能够有公民表达，他们就是为了这个。
    【记者归来】：是不是也就是这样一种基因影响着您，所以说您的语言评论当中会有很多很犀利的东西出现？
    【陈小川】：受影响很大。
    【记者归来】：是有可能别人不敢说的话？
    【陈小川】：或者说，其实我说也没有那种出格的话，不靠谱，不能说出格，是不靠谱的话。但是他们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说如果做媒体人你没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其实干脆不必做了，干脆做别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