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来自“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障碍。从经济理论来讲，勃列日涅夫时期主要是两大教条：一是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是最起劲的；二是所有制理论。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允许触及的。并且，这个时期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高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形式。显然，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当然是不允许改革的。

其六，政治体制倒退，制约了经济改革。这表现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个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恢复了赫鲁晓夫时期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出现了严重的干部老化现象。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联国内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从而使其对传统体制只是修修补补，缺乏改革的坚决性，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了。

●改革停滞不前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从经济上来讲，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与停滞。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经济增长率已下降为3。3%；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未能转变；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上来讲：人民群众对党对领导不信任，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专权史无前例地泛滥，社会道德堕落，酗酒、暴力犯罪与离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艺术下流低俗，贪污、盗窃、行贿日益增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创新的思想与理论被排除出这一领域，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与党的决议进行诠译、注解。赫鲁晓夫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这种倒退促进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据有关资料，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行体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怎样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定位？

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概括为停滞时期，这是后人的一个总体评价。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这一总体评价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政界和学术界较为一致。如政论家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当然，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中有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在这个时期，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

应该指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有的论者明确指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就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以停滞和聚集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这就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有见地的论文和专著。如陆南泉的《苏联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郭春生的《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指明了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由于停滞而对后来苏联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