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是非讨论

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与蒋介石其人有许多敏锐的认识。远征军第一次缅北作战失败后，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力。远征军第二次缅北作战胜利，显然与他的训练、指挥有关。郑洞国曾回忆说：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是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113]应该承认，他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的思想和作风。

蒋史矛盾，开始于战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际，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则根本没有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就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力进攻，是其不妥之一。蒋介石和中国将领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反对贸然进攻，后来又反对在缺乏盟国有力的支援和协同下由中国军队孤立作战，求稳防败，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却视之为“卑怯”，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将领的抗日积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是其不妥之二。中国入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责，是其不妥之三。

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是同盟国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同时又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歧视，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国、苏联等受援国一样，自己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也有其合理性。当时，中国有关机构腐败严重，蒋介石又歧视和排斥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因此，史迪威等应该也完全可以坚持对援华物资分配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但是，史迪威等却坚持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生产的，必须由美国人分配，中国人无权过问，这就是大国主义的作风了。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其中所说“偏执”姑置不论；说蒋“贪婪”，无非是指蒋对美援的不断争取；说他“忘恩负义”，则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赐”心态。

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存在着较多问题，需要训练和改造，蒋介石对军队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改革，但是，史迪威作为外国人，不应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国军官来控制和操纵中国军队，更不应图谋全面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甚至制订暗杀计划，企图除去当时还是中国政府和抗日领导人的蒋介石。1943年10月之后，中国军队两面作战，既需要迎击日军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需要开辟缅北、滇西战场，应付为难。在这一情况下，罗斯福听信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利用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败，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也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命根子。蒋介石坚决抵制罗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为此与美国决裂，独立抗日，既反映出蒋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强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维护军权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史迪威于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中共，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援华物资中应有中共抗日部队的份额，并且建议将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战前线。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蒋介石对此采取疑忌和反对态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子文是史迪威来华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议者，为此，他在美国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蒋介石却临事而惧，改变主意，由此引起两人间的巨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连开罗会议也不让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参加。但是，蒋宋之间毕竟基本观点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书“悔过”之后，蒋介石就原谅了他。此后，蒋宋合作，共同促使罗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