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史迪威的“除蒋”计划与美方掌握中国军权的图谋

蒋介石留用史迪威，双方和解，固然与史迪威模模糊糊地承认错误有关，但关键原因还在于缅北雨季即将结束，中国军队计划反攻缅北，不能临阵换将。

10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会议，蒙巴顿、史迪威及何应钦等出席。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参与反攻缅甸的计划作了介绍，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日记云：“‘花生米’现在又讨人喜欢了。”[29]与之相应，蒋对史的印象也有改变。11月24日，蒋日记云：“史迪威态度改变甚速，表现颇好，是亦感召之力乎？幸未为子文所胁制，否则，必得相反之恶果。[30]不过，蒋介石看到的只是一时的现象。

美国軍部早就密令史迪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31]11月22日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中云：“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32]但当日史、罗见面时，史未获提出机会。12月6日，史迪威会见罗斯福，罗问史：“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史答：“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罗斯福称：“好吧。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33]12月12日史迪威自开罗回重庆，途经昆明。本日，与其助手多恩（FrankDorn，或译窦恩）上校谈话。[34]其内容，据多恩回忆：史迪威声称奉上官密令，对蒋实施暗杀。事后，多恩拟具办法三种：用毒、兵变、堕机。史迪威选择最后一种，令其准备，候令实行。[35]此后，暗杀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史迪威愈来愈明确地认为：“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36]“他们所应该做的是打死大元帅和何（应钦）以及这帮人中的其他人。”[37]

开罗会议中，蒙巴顿提出了一项在北缅作战的计划，蒋介石向罗斯福及邱吉尔陈述：攻缅胜利关键在于海军与陆军配合作战，同时发动，掌握制海权，阻绝日本的海上补给线。[38]24日，邱吉尔向蒋表示，英国海军须至明年5月，才能在南缅登陆，这使蒋大为失望。[39]次日，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英海军必提早在南缅登陆。[40]蒋介石对邱吉尔已完全失去信任，认为“英人无论军事与经济，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但他为了不给英方今后提供推诿借口，勉强表示同意蒙巴顿的北缅作战计划。[41]30日，蒋介石在归途经过印度蓝姆伽，视察史迪威指挥部与郑洞国军部。郑早就感到，史迪威及其美国同事不愿他过问军事，不允许中国师级将领行使前线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决定，因此向蒋诉苦，称史迪威视之如傀儡，不给他丝毫指挥权。[42]同日，蒋与廖耀湘、孙立人谈话，认为蒙巴顿、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批评“皆非事实”，而且史迪威的指挥战略也“甚不当”。蒋并立即召见史迪威的参谋长白克，“据实用地图指正其误，并嘱转告史氏改之”。[43]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于11月28日又在德黑兰会集会，斯大林表示，在打败德国后，将对日作战。英国对在缅甸作战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便借此机会企图取消原来在缅甸作战的承诺。1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德黑兰会议希望在1944年末结束对德战争，需要大量巨型登陆舰艇，询问可否将对缅甸的总反攻计划推迟到1944年11月。[44]蒋介石觉得此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决定，已无法更改，只能表示同意，但提出中国经济危机较军事尤为紧急，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用以支持中国继续抗战。

罗斯福虽然有将总攻缅甸延期的打算，但并未最后决定，因此，史迪威仍在作及早攻缅的努力。12月14日，史迪威到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谈话很不愉快。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之神态与见解引人不快。呜呼凡事靠己，必须我能加强本军为第一义也。”[45]15日、16两日，蒋、史二人反复讨论攻缅战略。据史迪威日记，史向蒋反复说明“放弃进攻缅甸的可能后果”，蒋则表示：“我们不能冒在缅甸失败的危险，那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以致史在日记中怒骂：“这个小畜牲根本不想打。”[46]据史迪威称，宋蔼龄和宋美龄也同时出面劝说，宋美龄甚至向史宣称：“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16日，再次开会讨论，蒋称：“我们只有1％的获胜希望。”“除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行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称：“如果我们采取守势而让日本人进攻的话，我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多一点。”[47]据蒋介石日记，史“竭力怂恿如期攻缅”，但蒋“决心展期至明秋为止”。日记称：“此人既无军事常识，更无政治常识，余应表示展期之决心，勿使其再为我害也。”[48]此际，1942年远征军初战失败仍像梦魇一样压在蒋的心头。蒋日记云：“为攻缅展期问题，内外阻力甚大，如余无坚定决心，则此举必被根本动摇，将蹈去年失败覆辙矣。”[49]他担心如攻缅再败，则昆明不保，空运根据地全失，国际通道断绝，国内军心，民心动摇，将更为美、英、苏所轻侮。蒋估计，最多不过两年，太平洋大战必将爆发，“届时，如中国兵额未足，毫无精强部队参加决战，则我国地位绝无矣。故此仅有之资本，决不愿再作浪费，而被英国之欺弄，致我国于万劫不复矣”。[50]1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声称如登陆部队所需战舰及运输舰不能按原计划集中，则陆海的全面攻势延期至明年11月，一举歼灭在缅日敌，较为妥适。[51]不过，蒋介石并不反对局部攻缅。

10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史迪威，布置自印度东北的列多（力多、立多）向北缅进攻的作战方针。19日，蒋介石与蒙巴顿、史迪威开会，确定以12月中旬为期，攻取缅北。蒋并且表示同意由蒙巴顿指挥全部在缅作战的中国部队，史迪威为副。[52]会议结果使史迪威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元帅授予我指挥使用（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全权，没有绳索――他说没有干预，那是‘我的部队’，给了我解除任何一名军官职务的全权。”在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欣喜，甚至哼起了歌曲：“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圣诞节多快乐，我们坐在吉普上。”[53]第二天，史迪威即飞返缅甸，转赴列多，与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研究作战计划。其后，驻印军在胡冈河谷、孟拱河谷等地迭获胜利。

蒋介石所同意动用的只是中国驻印军，但是，在云南，还有另一支待命进攻缅北的远征军。12月21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仍然觉得没有海军从缅南配合，并登陆协助，乃是自取灭亡之道。12月23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重申开罗会议南北海陆军同时发动的意见，批评“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声称中国驻印远征军已交给蒙巴顿、史迪威指挥，不能同意驻滇远征军再行出动。[54]1944年1月15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要求出动滇西部队，尽力进逼，配合蒙巴顿。3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缅甸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要求滇西远征军前进至腾冲及龙陵地区，以配合驻印远征军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55]。当时，苏联空军与外蒙军队入侵新疆，正在与中国军队对峙。2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但是，蒋仍然表示，将尽量抽调云南部队空运西线，增强列多方面的作战力量。[56]当日，史迪威飞到重庆，蒋介石即批准由滇西空运第14师、第50师赴印作战。4月4日，罗斯福再次要求滇西远征军占领云南边陲要地腾冲与龙陵。在电报中，罗斯福不无牢骚地向蒋表示：“去年吾人装备并训练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57]此函语含谴责与批评，此前还不曾出现过。5日，蒋介石日记云：“措辞傲慢，为自直接通电以来第一次也。”他认为，此电必为其军部所拟之稿，但现在尚非驳斥之时，应暂忍耐。[58]6日，宋美龄特约史迪威助手贺恩（Hearn）参谋来谈，告以“美国此种压迫行动，实非中国所能忍受”。7日，宋美龄致电史迪威，声称罗斯福致蒋电，“如此措辞，余恐其将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达成”，希望史设法向华府拟稿人说明，“当此紧要之际，应竭尽全力，以促使吾人共同胜利之早日来临”。[59]10日，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蒋介石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嘱何应钦答复美方：中国抗战与出击，自有一定计划，决不为美国武器之接济与否所转移”。[60]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1号作战”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61]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而关于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62]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63]6月5日，史迪威到重庆，如他所料，蒋的目的在于要求史迪威同意，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增加汽油供应。这使史迪威很不屑，在日记中批评蒋说：“他想要整个世界，但又什么都不想吐出来”。[64]自然，史迪威拒不加拨。[65]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史迪威于7月2日致夫人函云：“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电中，史迪威并称：“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66]其实，中共长于敌后游击战争，不会轻易“听命”于史迪威，匆促去进攻汉口这样的大城市。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声称“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目下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使生效果之时，环顾中国政府与其军队之中，尚无一人能够综持军力以应日方之威胁，有之即是史迪威。”[67]7月7日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68]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7月8日，史迪威日记云：“罗斯福给蒋介石去电，乔治·马歇尔给我来电。他们在我的事情上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罗斯福要蒋介石给予我指挥的全权。”[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