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近代中国研究，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3集，作者：杨天石，原题：《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一》

五、蒋、史冲突转化为蒋、宋冲突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邱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其内容为：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自印度对缅甸西北部进行陆空有力攻势作战，中国军队由云南进攻，同时以海、陆军攻袭缅甸海岸。[1]5月26日，罗斯福将关于此项决定的通知书交给宋子文。29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提醒罗斯福，陆军对北缅进攻与海军对仰光进攻，务须同时行动。8月1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邱吉尔，告以雨季将过，不能再事迁移。同月，罗、邱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在未来的干燥季节中，反攻缅甸，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它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均以中美军官分任。[2]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浦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并称：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改组战区大前提之下，更换史迪威轻而易举，史汀生虽反对亦将无效，马歇尔也不像以前那样对绝对维护史迪威。[3]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太平洋军事参谋团。电称：本人将陪同蒙巴顿到重庆，向蒋报告国际情形，并洽商蒋与罗斯福、邱吉尔会晤问题。[4]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他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5]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邱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宋向蒋谈了他自己对史迪威的不满，当日蒋日记云：“子文能自美国转印度回国，报告史迪威言行。乌呼！史氏真卑劣小人，无耻极矣！”[6]显然，这时，蒋宋在对史迪威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同月14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7]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给蒋介石。[8]同日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史氏到华一年半以来，彼虽努力，然总勿能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至于去留问题，余不作主张，惟望美国政府重加考虑而已。”[9]谈话之后，蒋介石决定，“只要史氏能悟改，则以不撤换为宜”。他嘱咐宋美龄询问史迪威本人，同时，与宋子文谈话，将新决定告诉他。二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宋坚持原见，反对蒋改变主意，愤而宣称“不能与蒋共事”，并指责蒋：“你又不是野蛮人，为何说话不算话！”蒋则怒而逐宋离开。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10]。当晚，蒋与宋美龄谈话，日记云：“史氏已表示悔过改善，余当宥之，不可再听子文之言，坚持撤换矣！”[11]17日，蒋介石本人通过宋美龄约史迪威谈话，告诉他：“如被撤职回美，个人之损失太甚。如能悔过改善，或可转回庶宥。”据云：“史乃完全自认错误，并表示澈底改过，余乃允而宥之。”[12]又云：“彼果已悔悟，表示绝对服从，不再违令，当可信也。此于国家抗战之成败得失，所关岂浅哉！”[13]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日记云：“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周最重要之一事。宋子文力主去史，余之既定方针，几乎被子文摇撼，最后幸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否则其危有甚于二十年时对胡汉民案者也。不能再为子文造成大祸。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此后应益戒惧。”[14]18日，蒋介石再次会见萨默维尔，向他通报自己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的新决定，据称：萨“欣然甚感余宽大为怀之精神”。但是，蒋对宋却余怒犹存，当日，蒋日记云：“此事子文大不以为然，彼竟不顾大体，不知余之苦心，可恨孰甚！”[15]21日，萨默维尔向蒋告别，蒋察言观色，觉得萨的词色与初见时大不相同，感到安慰。当日日记云：“此与余不被子文所胁制，而允史迪威之自新大有关系也。”[16]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但是，指责宋子文“可恨”，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17]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蔼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一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一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18]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蔼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他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19]20日，宋蔼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蔼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20]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触余愤怒，实近年来未有之现象，此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自惭之至！”[21]31日，日记再云：“子文言动，令人愤怒，自不为过。然余之暴戾无状，不能逆来顺受，是毫无修养之征也。何以自解？”[22]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彼之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23]这一段时期，蒋介石不见宋，宋也不见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而天真之人也。”[24]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函称：“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请，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忧、则文此身虽蒙严谴，此心转可略安、而曲予宽容。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尤必與青天白日，同其貞恒。”[25]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今日彼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26]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痛切表示之悔书，乃于圣诞前夕，准予相见，亦以其为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也。”[27]31日，蒋介石年末反省，日记云：“本年修养，虽较进步，然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张道藩、文白、孙哲生、陈辞修、宋子文、董显光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而其他同志则不过愚拙无能，实为无心之过，是余指导无门之所致也。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