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计划攻缅，蒋、史矛盾再度激化

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后，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缅甸计划。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为“南北缅水陆同时夹击”：1、中、英、美三国联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缅甸，同时，另一路中国军队则自云南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会攻仰光。2、在盟军从陆路进攻的同时，英国海军确立在孟加拉湾的制海权，从仰光登陆。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安纳吉姆”计划。8月1日，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1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和英军统帅韦维尔商谈结果，要求在1943年3月1日前后发动攻势。蒋介石表示，中国可由云南方面出动15师，但胜利关键在于英方是否能调拨足够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他说：“倘海空实力不充，中国实不愿派一卒参加此役。反攻开始以前，余必须知英国用于缅甸海空军之实力，方能下令前进。”“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败。”[66]

1943年1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罗敦促英方，调动陆、海空力量，共同克服缅甸。[67]同月，罗斯福、邱吉尔在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卡港）会议，决定实施“安纳吉姆”计划。2月4日，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尔、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Somervell，或译薛莫维尔、索摩微尔）、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卡港会议情况及1943年战略。同月7日，双方会谈，蒋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运与空军，切实支援中国。其标准为：空运物资每月一万吨，飞机500架。蒋强调，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并有确切日期。史迪威对蒋所提要求不满，当即质问蒋：“是否不达到标准，即不对日抗战？”史的质问含有明显的轻蔑成分，蒋认为史迪威作为自己的参谋长，提出这一质问，“可恶不敬已极”，但是，他忍着没有发作，只回答说：“中国抗战已六年，即使太平洋战争不起，英美不来援助，中国亦可独立抗战。”史迪威再问：所谓标准是否为条件？蒋答称：“非条件，乃余负责作战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耳！”接着，蒋以温和的语气要求阿诺尔转告罗斯福与邱吉尔：“当尽我所能，不惜牺牲一切，以期不辜负友邦之期望。”[68]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会议上的“不敬”，要宋转告史，“使彼戒惧，并限彼应切实设法，达成余之标准，以赎过失。”[69]9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尔各答会议，一致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以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为入缅作战期。会议期间，宋子文向史迪威转达了蒋的批评。据宋致蒋电称：“彼极为懊丧，并谓当时谈话有失体统，甚以为慊，但信钧座必谅其忠实及一番热忱。”[70]，不过，史自己的日记则是：“见他的鬼吧！”[71]

5月初，史迪威与飞虎队的陈纳德之间在对日实施“空中攻击”问题上发生分歧。陈纳德主张，只要中美用500架飞机对日军进行空中攻击，即可消灭日本大部分在华空中力量，阻遏其船运，破坏其交通线，使缅甸和中国本部的陆战易于进行。史迪威则认为，中国军队缺少军械给养补充，也缺乏训练，不足以保护机场。如对日“空中打击”实施过早，引敌来攻，则云南、广西、湖南各地的机场均将丧失，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空袭日本的计划也将落空。争论虽发生于史、陈二人间，但不久即发生于史迪威与宋子文之间。5月5日，美国海陆空三方会议，邀请史迪威、陈纳德、宋子文参加。宋支持陈，主张当前急务为增强空军力量，史则认为，中国陆军勇敢苦战，损失巨大，“目前实不堪一战”。宋即批评史“对中国陆军未免过于悲观”。[72]同日晚，宋美龄谒见罗斯福，罗表示，拟将反攻缅甸计划缩小为占领缅北。[73]

史迪威早就制订过一份“有限度的進攻北緬的計劃”，但遭到蒋介石的否定。蒋的理由是：六年来，中国对日作战得到的经验是“迫使機械優越之敵人，運用惡劣之交通線，使其機械設備失其效用”。而在北缅，日军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鐵路，中国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两条公路。即使中国军队在北缅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军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说明，“不可再蹈覆轍”。[74]5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在罗斯福、邱吉尔会谈期间，力争照卡港会议及其后的重庆会谈决议实施，首先以英、美海空军截断日军供应线，占领仰光，然后收复整个缅甸。电称：“如果仅仅占领北缅甸至蛮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结果必不能达成目的，徒然牺牲兵力。”[75]5月13日，宋子文专访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三叉戟会议）的邱吉尔，要求英方照卡港、重庆、加尔各答等会议决定，如期攻缅，但邱态度消极。宋问：是否准备放弃攻缅？邱答：英美军事专家正在研究。[76]邱吉尔的回答使宋子文倍感紧张，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蒋也跟着紧张起来。

1943年春，蒋介石为准备进攻缅甸，曾将原来部署在长江两岸的第六战区主力抽调赴云南、贵州，司令长官陈诚也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随部队入滇，鄂西空虚。同年5月，日军在湖北宜昌集结大军，进攻三峡地区，威胁重庆。当蒋得知太平洋军事会议有放弃攻缅计划的可能后，大为恼怒，致电宋子文称，如此，“则我军民对联合国从前所有各种宣言与决议之信约，不仅完全丧失信用而已”。他觉得，又上了史迪威的当。电称：“史迪威始则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今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而结果则谓可以取消打通仰光与滇缅路计划，则我军上下对美国用意与作为，岂啻视为儿戏，直认为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啻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岂不令人惶栗不已！”[77]他要宋子文将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罗斯福左右。

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述蒋的态度，坚决反对放弃攻缅，也反对史迪威仅攻缅北的计划，阐述其理由说：“我如不占领缅南，断其后路，必归失败，徒作无为〔谓〕之牺牲。蒋委员长彼时之决心如此，今日对此之决心益强。”[78]在此前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诸事犹豫，于战略无一定见解”。针对史的批评，宋特别为蒋辩护，声言蒋并非初次与外国军事专家合作。他以蒋曾任用与苏联的加伦、崔可夫、德国的塞克特及佛采耳为顾问为例，说明他们在任期内“无一不恪遵蒋委员长意旨”。[79]18日，蒋介石从宋子文电来电中得知有关情况，日记云：“邱吉尔固毫无进攻缅甸之意，而史迪威之污蔑我军，轻侮我国，尤令人痛愤忧戚之至！”[80]21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坚决执行卡港会议及加尔各答会议的攻缅决议，邱吉尔辩称，当时“只有计划，并无决议”，“英军事当局如有允诺，实属越权”。他表示：“将来当极力设法使印度与中国军队得以连合，或须经缅甸北部。”[81]宋子文担心罗斯福会向英方妥协，于同日谒见罗斯福，重申史迪威的进攻北緬計劃，“徒耗軍力，蔣委員長絕不能接受”。罗斯福则称：“攻復仰光，確有困難，但可先向西南岸進攻，以從後面襲擊仰光”，将来拟派新锐部队赴缅。罗要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攻緬計劃，余有決心進行。”[82]

重庆危急加深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恶感。5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我此次战局危急，乃被史迪威之所玩弄而陷入也。乌呼，此人误华不浅矣！”[83]27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云：“近日战况确甚紧急，本星期内关系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实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调入滇，准备攻缅，以致前方空虚，为敌所乘。其实去年至今，自缅战至此次战争，皆为史所陷害也。”[84]6月21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她在向罗斯福告别时，相机提出史迪威问题：“甲、史对余不能合作，余为大局计，均能容忍，惟其对中国军民成见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军民。乙、故自史来华，我军队精神因之消沉颓丧，盖史视中国无一好军人，无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军能作战，更不信我胜利，故欲其指挥盟军以求胜利，无异缘木求鱼。而彼对自己所处理之事与计划，以为无一不好，固执不变，毫无商洽余地。丙、故现在我军对史失望，以为如再听其指挥，不惟无胜利，必大受牺牲，非至全败不可。”电末，蒋介石称：“彼之态度，是来胁制中国，而非协助抗日，其结果与美国之热忱援助及友爱精神相反。余为史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戒，令与合作。惟长此以往，时时发生误会，则不胜防制之苦。故为作战及大局计，深望罗总统明了此事真相与现状，盖甚恐其对华盛情将来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85]但是，蒋介石又叮嘱宋美龄，不必太正式，也不必采取“不可不撤换”的强硬方式，只告以“实情”即可。

在罗斯福的坚持和说服下，原来坚决反对攻缅的邱吉尔同意一致进行，英美参谋团会议随即制订新的攻缅计划。史迪威曾答应向蒋呈阅会议记录，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给蒋的并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当时，蒋认为“海军是这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湾，否则进攻缅甸也就没有用处。因此，他关心英美“将提供多少海军”。[86]6月27日，蒋介石命外事局局长商震催史迪威来见，询问会议关于海军兵力数量等文件是否带来。史称，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继而改称，回去后交商震代呈。在商震去史处催索后，交来者仍非蒋所需要的文件。[87]6月28日，史迪威致函蒋介石，说明联合参谋团为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所必须派遣的“适当之兵力”。据史自称：“列了一长串战舰、重型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等，而且第七次解释了’适当’一词”[88]史迪威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日记云：“这超越了所有界限。这个小人令人厌恶，他十分傲慢地询问我们将能做些什么，谁在妨碍我们帮助他，以供应一切――军队、装备、飞机、医药、通讯、汽车运输、建立他该死的后勤供应部，训练他的劣等军队，甩下他那后娘养的参谋总长和总参谋部，而他却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挑三拣四，对海军问题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们吧。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89]同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当面加以批评。日记云：“此人之卑劣、可恨极矣！”。“乌呼，此人之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90]这说明，彼此之间的恶感都发展到了极点。

美国是强国，史迪威是美国派到中国的将军，因此，蒋介石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看成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关系。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凡弱国参战，无论如何努力与牺牲，强国皆视为不能与彼相比。例如史迪威指挥我军在缅作战，彼总不以我军之牺牲为英勇，而为怯弱，盖彼仍以北洋军阀之军队视我也。”[91]

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是擅自撤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劝史收回成命，为史拒绝。史的助手参谋长波德诺甚至说：“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92]郑及参谋长舒适存、师长孙立人等愤而致电蒋介石。郑电称：“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93]舒电称：“美方一贯政策，为打破中国高级指挥机构。”“美方微员僚佐，皆代表史将军，须听其命以驰驱，稍不遂意，责难侮辱随之。”蒋介石批示：“为何史于人事，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94]一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95]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其内容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职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极矣！”[96]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度。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当日，蒋日记云：“此受共党所主使，故其语含威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乃欲于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我也。史氏诚最卑劣、最糊涂之小人哉！余亦不屑驳复矣。”[97]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