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备忘录》风波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44]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陆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利比亚战时固紧张，但中国战场状况亦属紧张。”[45]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8、9月间美国派三个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46]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会议。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谍，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47]

7月2日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员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应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任何上述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负责监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转移之后，委座即具此项器材管理之权。”[48]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的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49]7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史氏之愚拙虚妄，不法无礼，可谓无人格已极，而余乃自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而已。”[50]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电称：“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致此。文日内即进谒当局，谅能加以纠正。但文亟欲知者，重新明确规定参谋长职权后，钧座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51]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52]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53]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布金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54]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此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55]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该函有三大问题：“甲、史函竟有听命与不听命由彼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彼又以为租界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彼自便，非由余求彼不可，此为欺凌中国。丙、过去之行动，乃以一人而利用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者也。”蒋称：“此必于美国助华之平等政策有碍，而其侮辱中国与余革命人格亦何能忍受，此应与居里说明者也。”[56]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谈后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此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必压迫不止。美国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召，而其心理与方法，实亦无异于英国致所为也。”[57]26日，蒋介石与居里进行第三、第四次会谈，“痛斥史迪威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我华之错误”。蒋自觉大义凛然，而居里则初时“矜持”，最后表示“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日记云：夫彼可欺则欺，可侵则侵之心理，吾人若一味谦恭，则适中其计矣！”[58]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代表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59]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60]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61]

上文已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战争失败后，部分军队退入印度。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批准。同月24日，蒋指令史迪威担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7月16日，蒋进一步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上旬，史迪威赴印，以蓝姆伽为营地训练中国部队。他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均改由美国人担任，受到中国将士的强烈反对。史遂将这部分美国军官改为联络官，派往各部。[62]但这部分联络官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无须通知中国部队长官。同年9月，史迪威下令将第38师改为10个炮兵营，将原师长孙立人及廖耀湘等改任炮兵指挥或步兵指挥。12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声称：“国家军制系我政府法定之建制，史将军擅权改制，实属毁辱国体，损害主权。”[63]同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拨济30个师的军械。11日，蒋介石与来重庆参加会议的史迪威谈话，史乘机竭力批评中国军队办事延缓，罗卓英有“十大罪状”。蒋介石虽然不高兴，但尚能“忍耐”，决定撤换罗卓英，代之以邱清泉。[64]不久，因担心邱脾气暴躁，不易与史迪威相处，又改为郑洞国。[65]至1944年1月，蓝姆伽营地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反攻缅甸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退入印度者外，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大部分退入云南西部。1943年2月，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远征军，以陈诚为司令长官。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商量，决定在昆明设立训练基地，调集干部分批轮训后空运至蓝姆伽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