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讨薪花样百出，都因“讨薪难”

为什么被欠薪的总是民工？

    拖欠工资的大背景是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外来民工缺乏“国民待遇”，常常被歧视。为什么做了这么大的贡献，却连工资都不能及时足额地拿到手？为什么这些案件多发生在民工身上？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不懂法、没文化？请那些企业老板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把进厂的民工当作了职工？有多少人把进城的农民当作了市民？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没有暂住证就可能被罚款、被殴打？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民工讨工资爬吊塔就得被拘留或者罚款？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一些行业不得录用民工？在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识，少数企业主甚至将其当成随意盘剥的对象。民工被恶意拖欠工资只是民工被歧视的诸多表象中的一个而已。

——乐声 媒体评论员

社会管理怪圈：大闹大解决？

    九部委将“限时结案”的对象圈定为“10人以上集体劳动报酬争议”，我却认为有待商榷。九部委出台这一新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维权，而并非组织一场人越多越热闹的“团购”。乍看之下，10人以上的讨薪行为社会影响更大，而10人以下的讨薪行为则是小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众多农民工讨薪案例中，凡涉及人数比较多的，往往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解决的可能性也大一些。而恰恰是那些涉及人数少的，尤其是只涉及一两个人的讨薪案例，则常常被各方忽视。那些个体讨薪者，找劳动部门吧难以立案，打官司吧又打不起，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无路可走之际，只好选择让人瞠目结舌的讨薪方式。

——王孝武 媒体评论员

法律问题不该行政解决

    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资方违约行为。农民工的选择应该是要求资方履行契约，否则诉诸法律，而不应该找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交易环境中，农民之所以借助政府解决劳资纠纷，原因不过有二：其一，农民传统的“清官”思想。在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中，“清官”就是法律，就是维护公平的正义之身；其二，政府的强势。农民工如果找法院，利用法律维权，所经过的环节复杂，耗时漫长，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工资。相反，如果通过上访找政府，把事情闹大，政府出于维稳需要，能利用其行政强制力，把漫长的调查取证压缩为几个小时或几天，很快就有结果。无论农民工寄希望于“清官”，还是借助政府之强势，折射出的都是市场经济法治精神的缺失。

——乔瑞庆 媒体评论员

时福茂（律师）

“另类讨薪”别越过法律底线

    面对讨薪难，近年来有一些农民工采用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方式维权，通过这样的形式追求“眼球”效应，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对于那些毫无社会资源的农民工而言，扩大影响并且进一步引起上级重视或舆论关注，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是一条无奈的捷径。讨薪千万不能走上极端的道路。如果农民工们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了，有很多种途径去主张自己的权益。首先一点，是去找签合同的老板商量，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好的办法；另一种方法是调解，就是找到合适的第三方介入。除了协商和调解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法律程序，比如说通过劳动监察部门、工会、行政部门、劳动部门等。上述办法如果还不行，就应该先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如果农民工手头有欠条，或者有些人对仲裁结果不满意的，也可以走诉讼的途径。

光明网（媒体）

血泪讨薪背后是权利的裸奔

    在号称“羡煞白领”工资清单里，农民工收入确实很高，其真实性也得到很多农民工兄弟的认可。高强度劳动匹配高报酬，蓝领技工获得优厚工资，这都符合最基本的供求关系原理，亦展现了中国市场化的现实。但与此相对应，农民工群体普遍处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的真空中，更随时面临着得不到报酬的高风险。换句话说，在面临各种困境时，他们要用私人收入为公共服务垫付，自己购买本应平等供给的公共产品，这些都是这张工资清单里的隐性成本。高工资与低福利之间的错位，就是权利落实现状与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错位。城市居民的权益大多附着于单位之上。而农民工群体既无土地立足，也无单位保障，在权利和福利上，他们是裸奔的一群。　

秦希燕（律师）

对付“老赖”还要司法给力

    自去年5月1日开始，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恶意欠薪入刑。此项规定中如“数额较大”“严重后果”“经有关部门责令”等说法都语焉不详，导致恶意欠薪入罪难。 “到底欠薪多少才算大额、才算后果严重，在表述上并没有清楚界定。而且很多时候，当费尽力气收集了各种证据、准备将恶意欠薪的老板绳之于法时，在罪名成立的最后关头，老板只要将欠薪交清，按照法律则罪名不成立。恶意欠薪现象对社会稳定和公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引起重视。而目前恶意欠薪入刑的规定不清、执法不力已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威慑力，大大浪费了社会的司法资源，应及时修改完善。只有让法律成为用工者不敢碰、碰不起的 “高压线”，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老赖”们铤而走险的念头，才能有效遏制各种恶意拖欠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