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低于及格线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这时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白天亮 媒体评论员

弱势心态的普遍蔓延

    撕裂社会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弱势心态的普遍蔓延。2012年的热词中，“屌丝”比较火，自从这个词诞生以来，颇受追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人自称屌丝”，里面有农民工、大学生、白领、公务员等。这显然不是仅仅追赶时髦那么简单，背后折射的是一种心态，有个人心态，亦有群体性心态。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依然比较普遍，底层认同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弱势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底层互害”，斗不过强势利益群体，就将拳头挥向更弱者。相应的诉求表达与维权渠道不畅，更是恶化了这种心态。最值得警惕的是，一旦此种心态固化为刻板成见，不但会让社会不信任扩大，引发群际冲突，而且会加剧心理压抑和心理失衡，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发生。

——侯金亮 评论员

不信任之下是社会发展失衡

    所谓互信有爱的社会，就是有着自觉的社会秩序和良好道德自治的社会。它的成熟需要大量的前提条件，法治昭彰、权利平等、贫富均衡以及中产阶级的成型都是其中基础性的支点。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多元和谐和高流动性特征则使人们更易于达成和解和信任。相反，以上任何一方面出现短板都容易使这样的社会流产。法律不成气候潜规则就会成气候，权利不平等则权益自然不平等，严重的贫富分化是严重阶层对立的入口，而公权力的傲慢则会让人们漠视彼此的私权。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之间就会形成各自发声、党同伐异的局面，所有人无论贫富都会有种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这肯定会大幅度消耗社会互信，人际信任的持续下降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失衡，也昭示着社会改革的紧迫。

——光明网评论员

燕赵都市报（媒体）

非法网络公关加剧不信任

    网络公关的本质其实是通过网络手段塑造信任。但是，灌水公司、删帖公司、投票公司等非法网络公关机构的出现，却表明，网络公关并没有沿着公众期待的目标前进，相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现象，诸如利用不正当手段打击竞争对手、歪曲捏造事实进行敲诈勒索、通过话题炒作制造虚假网络民意牟利、从事私下交易牟取非法利益等等都是其表现。也正因为如此，救治非法网络公关就成为一个时代课题，成为一个关乎网络公关行业公信力和公正性的大事大非问题。一个明显的判断是，如果处理不当，带来的不仅是整个行业的倒掉，更是公众信任的坍塌。一般来说，非法网络公关的操作手法有歪曲真相、杜撰口碑、操控舆论，而这恰恰制造了“社会良知的杀手”。

志 灵（媒体评论员）

质疑其实是为了信任

    习惯性质疑的目的不是为了蚕食信任，而是为了重建社会信任。比如，公众习惯性质疑一些官员的行为举止是作秀，不是说公众不需要官员这样作秀，而更可能是，由于缺乏一种制度化的保障让公众相信：这样的作秀不是官员的一时兴起偶尔为之，而是制度规范之下的习惯行为。很少有人会偏执到先入为主地认为所有的习惯性质疑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质疑本身就为被质疑对象提供了一个自我澄清机会，如果质疑是错误的，通过澄清反倒能够为被质疑对象的形象加分。也就是说，习惯性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建社会信任的“鲶鱼”，能够让权力运行的行为变得更透明更规范。缺乏习惯性质疑，面对所有事情都是众口一词叫好或者集体沉默，一定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王世奇（媒体评论员）

社会信任度需要政府立信来挺住

    构建政府信用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现代国家设计都有政府为第一部门、市场为第二部门、公民社会为第三部门之说，在三者的动态变化和博弈中，才能带来有效政府和善治。由于政府功能的限度，即使政府出于好心、并无私念，其公权力扩张也必然会带来公众道德上的社会恶果。因为如果公权力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自由和权利被侵蚀，民众就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因而变得怀疑、冷漠。为此，首先应摒弃“通过大力宣传构建信任体系”和“通过扩大政府权力来打击道德败坏”之说，而是应首先通过依法限制权力来构建政府信用。其次，要允许社会、个人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自由探索，信任是人的天性，从而社会信任大厦会在公众多样化的探索中构建起来，信任指标会在反思中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