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归来：在百度上一打朱先生的名字，会出来您的个人履历，我看了一下非常有意思，您从大学老师然后到新闻出版总署，然后又到了媒体担任高管，能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不同时期的心态感受的变化是什么样的？

朱学东：从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高校整个氛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那个时候，社会上流行做教授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我们那年开始赶上国家公务员第一年考试，我们是第一届，也考了新闻出版总署，算是考进去的。当时到新闻出版总署去两类人，一类经常受表扬，党报、党刊做得非常好，改革开放刚开始党报、党刊非常有影响力；另外一类市场有影响的媒体，经常受批评，那个时候受批评因为对市场认识有很多欠缺，经常看来，他们实际上是我们媒体市场化的先驱者。所以他们的很多经验给我留下很多印象，以至于我后来出来做媒体的时候，我前不久跟我的朋友讲，很多东西来自于他们，来自他们当年对我的言传身教，当年我虚心的学习。

记者归来：首先解释一下第一点，为什么封面报道要有个案，而不是宏观大方向呢？

朱学东：我们以前写文章习惯宏大叙事，习惯高屋建瓴来写，很多宏大叙事、高屋建瓴非常空旷、空洞的东西，被大家所接受的时候很难，阅读障碍非常大。个体命运通过故事叙述，把每个人、每个村庄、每个城市、每座学校、每个企业他们的命运反映出来，以讲故事方式讲出来，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通过个体反映价值追求，特别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我在《中国周刊》不遗余力倡导，通过个案来呈现中国社会的变化，因为我自己也理解，一个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由个体组成，社会要进步一定是个体进步，个体没有进步，社会不能进步，个体成长才有组织成长，才有国家进步。

记者归来：《中国周刊》一定做出自己的特点，怎么区别于其他周刊，让公众辨识度，站在报刊亭就看《中国周刊》，这个差异化？

朱学东：《中国周刊》刚刚改版，我们提出一点，不会像《南方周末》，其它报纸杂志写的大量批评性报道，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在做，我不会去做相同的东西。而且我们一开始就做了，我希望《中国周刊》用很好的文本呈现故事，当时我们开始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到今天实践中也是这样坚守，也就是这样坚守，才渐渐地跟我们很多同类媒体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