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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归来】：其实您在网上发表很多文章，我们留意到其中比较经典是这两个观点，一个是封面报道故事必须涉及到个案，还有一条年轻记者不能写评论，容易毁掉自己的前程，首先解释一下第一点，为什么封面报道要有个案，而不是宏观大方向呢？
【朱学东】：不仅是封面报道，对于我来讲，我做《中国周刊》一个最大挑战，我希望改变我在《南风窗》所没有能改变的东西，通过个体命运反映中国社会变化。我们以前写文章习惯宏大叙事，习惯高屋建瓴来写，很多宏大叙事、高屋建瓴非常空旷、空洞的东西，被大家所接受的时候很难，阅读障碍非常大。个体命运通过故事叙述，把每个人、每个村庄、每个城市、每座学校、每个企业他们的命运反映出来，以讲故事方式讲出来，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通过个体反映价值追求，特别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我在《中国周刊》不遗余力倡导，通过个案来呈现中国社会的变化，因为我自己也理解，一个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由个体组成，社会要进步一定是个体进步，个体没有进步，社会不能进步，个体成长才有组织成长，才有国家进步。
【朱学东】我自己在《中国周刊》也讲过，我的水平和视野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一把年纪，但是我这个组织里面每个人，每个记者、每个编辑都有足够成长的时候，他们就会顶上去，就会把这本杂志印象顶上去。社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更看中个体，个体其实最初这种启发来自于箫红写的一本小说《北中国》，还有鲁迅写的小说，当时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小说，每个人身上呈现实在中国，静水深流，不讲宏大叙事，讲个体命运，每个人代表中国故事。
【记者归来】：有一个疑问，《中国周刊》选定一个选题或者一个话题的时候，个案标准是什么样，或者这样一个人不能代表，没有什么代表性。
【朱学东】：会有这种情况，有几种情况：第一，这个人是大人物。每个社会有精英人物，代表一个社会的领域，或者某个层面的人物，它的故事代表一类人，还有一类就是普通的人，像你我这样普通人，可能普通白领、普通市民，这个时候我们来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希望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具有典型意义。这些人具有典型意义，我们把其中一个命运呈现出来，很多人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就是写我。
【朱学东】：还有一种特别具有传奇色彩的，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有一些，我们不说传奇，有些太奇特色彩。我们以前做过一篇文章叫《偷牛者》的故事，讲一个四川的农民身患很多病，时不时偷一头耕牛，也不拿去卖，不会杀，牵着在马路上走，让警察抓他。为什么呢？只有到了派出所才有人给他看病，因为低保制度难以支付医疗费用，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太传奇了，但是也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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