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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朱学东
不撤出战场，
不招致毁亡，
不放弃理想。
——徐一龙（《中国周刊》总编助理）
中国周刊是我读懂中国的另一个故事。
一
到今年5月，《中国周刊》一路蹒跚，踽踽而行，也已走过两年。
名为周刊，实为月刊，其间难以言说的隐痛，时时针锥我心。
我一向坚持，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的命运，是读懂中国社会的钥匙。
《中国周刊》两年来的命运，是我读懂中国的另一个故事。
荒诞不经，却有着中国式的合理性。
即便这样，一群人，依然意气风发，不撤出战场，不招致毁亡，不放弃理想，在被允许的空间内，努力向社会奉献了一本有情怀的刊物。
有人批评说，你们空担了“中国”的名头。
也许。
毋须任何辩白。
如今，27本杂志摞在一起，我们可以毫无愧色面对自己，面对读者。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旧约》的这几句箴言，比较形象地呈现了《中国周刊》这两年来的历程，和我个人的心路。
“我们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看很难改变的时代，人们会很容易屈服于异议和自己的弱点，然后选择一条更加简单的道路，从而也就逃避了应该向他人承担的责任。曼德拉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但是对于他来说，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阳光照进罗本岛的监狱，他就会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他牺牲的未来。”
这是奥巴马给曼德拉《与自己对话》一书所写序言中的内容。
我也更愿意相信，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阳光，一丁点儿的进步，也能让《中国周刊》，让我们每个人，对未来更有期待。
二
我在江南水乡长大。
整天在河塘边厮混，自诩熟谙水性。
后来坐船从天津去大连，方知汪洋中一条船的真意。
从此，我再也不说自己熟谙水性了。
我换的工作也算颇多，大学教师、公务员、媒体、媒体研究，
从中枢到地方，从专业到大众，从主流到边缘，南来北往，
自以为没有趟不过的河，翻不过的山，
但自从到了中国周刊，我再也不敢说自己见多识广了。
《中国周刊》，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
生活是最好的编剧，永远超越我们的想象力。
这条船的命运如此多舛，其遭遇的风浪激流，如此莫测，足以让经验最丰富的海员都为之心悸，弃船落荒而跑。
我也曾夸下海口，希望用三年时间，把《中国周刊》打造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虽然，我们知道环境复杂，市场多变，但并非没有机会。
只是后来，形格势禁，《中国周刊》变成了月刊，机会渐渐失去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和其他难以言说的隐痛，许多人忍受不了梦想越来越遥远，主动或被迫选择了离开。
这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
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即将解脱的时候，我也有了末路狂奔向陌路的念头。
读《迷惘》时，卡奈蒂告诉我：“任何笨蛋都能摧毁最复杂的精神，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
确实如此。
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如今已没有笨蛋，只有利益。
虽然，在剥开即其利益的遮蔽，依然还是笨蛋。
但，谁又会在乎历史？
我常常反思自己过去在体制内的工作经历，终于体会到，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可能成为筑墙者，都不过是大海中翻不起浪的一滴水。
人人都是筑墙者，人人都可能摧毁最高贵的精神。
不作恶。像谷歌的价值观一样。
我在乎，我敬畏。虽然我只是个小人物。
经年之后，当能够安静下来的，看看过去印成铅字的文字，做过的杂志，无论面对自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还是自己的读者，能够坦然心安，这，就够了。
三
机缘巧合，我最终没有奔向陌路，而是沉潜下来，继续带着《中国周刊》挣扎前行。
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但他应该知道自己该如何赢得尊严赢得胜利。
变革的力量源于自我改变。
“命运只是我们行为的半个主宰，剩下的一半或者将近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马基雅弗利告诉我们。
在允许的空间内，把《中国周刊》做成一本有情怀能盈利的刊物，需要根据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
因时而变，一切才有可能。
首先是内容定位的调整。
最初《中国周刊》希望走硬新闻路子，显然，这条路被堵死了。
在探索过程中，编辑部提出了泛财经话题与文史题材混搭的路子，以适应我们被允许表达的空间和方式。
到2011年初。我和《中国周刊》副总编蒋晨明几番探讨，越来越感觉到，在现实条件下，也许只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冲出重围，别开生面。
那就是回到个体命运的解读上，把个体置于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讲述个体挣扎奋斗的故事。
唯有个体成长，才会带来社会成长和进步。
当然，个体的选择，不是凭空而来，不是知音体的。
《中国周刊》要讲述的个体命运，所指向的，一定与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紧密关联。
在这样一个思路引领下，无论是讲述大人物大企业命运的《郭广昌的商业帝国》、《陌生人张朝阳》，还是《陈佩斯：少爷的磨难》，不管是《清华与国运》、《稳一代》，还是《今天我们怎样做父亲》，核心都是通过个体命运，呈现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思考。
这也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我后来在《中国周刊检讨之为什么要写小人物的命运》一文中这样总结：
“在情感和人性方面，无论善恶美好与丑陋，都一样拥有。这与阶层无关，无论他处在金字塔尖，还是被牺牲压抑在塔底。所以，这样的呈现，无关地位高下，身份悬殊，而只与人性情怀相关。”
这就与我们每个人相关了。
他人的命运就是我们的镜鉴我们的命运。
这才是个体命运解读的本质。
这也是《中国周刊》在月刊出版阶段，在被允许表达的空间下的定海神针。也是汪洋中的挣扎驶向彼岸的《中国周刊》的指南针、发动机。
四
卡奈蒂认为，汉字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文字。
不过，在假大空余毒之后，许多媒体的文本表达，依然失去了迷人的魅力。
文本的价值是什么？
既是价值观传播之需——如果别人看不懂，不看，你还传播个屁——现在很多媒体有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商业主义的考量。没有好的文本，读者读不下去，怎么凝聚读者吸引读者？没有读者，哪来的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
什么杂志卖得好？《知音》、《故事会》。只有可读性故事性强，杂志的发行量才会大，杂志也才能把自己想要传播的价值观，悄无声息地灌输给庞大的读者群。
这叫大音希声。
月刊对于读者而言，文本的重要性显然更是不言而喻。
当然，《中国周刊》要的故事化表达，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需要建立在详尽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虽然，《中国周刊》在创刊之初，就明确了高度的文学化和故事化表达是写作宪法，也专门找了特稿写作的好手来给记者培训，但这同样是一条崎岖之路，坚持下来，殊为不易。
我的老乡、中国青年报的包丽敏也是一把写特稿的好手。她总结的经验是，文字还是需要耐读和悦读的，得挑逗读者，让他们心头一荡，或者心头一紧，或者心头一惊，或者心头一暖，都行。悦读的过程，基本就是跟读者一步步调情的过程。
而《故宫》、《敦煌》这样的纪录片，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方法，同样给了我和我的同事诸多启迪。
感谢互联网，感谢社交媒体，当它们把世界搞得支离破碎时，也创造了另一个慢阅读深阅读的时代和市场，这给《中国周刊》和它的采编人员，有了尝试探索的机会。
这条路上，依然荆棘丛生，也不会有一蹴而就的捷径。
五
《中国周刊》已经出版了一本图书《中国财富圈》。
这本书是《中国周刊》一组封面报道《中国式商圈》的改写本。
在我看来，质量一般，而且在它出版过程中，也遭遇了海盗般的劫掠，但据说卖得还不错。
这也是《中国周刊》图书计划的尝试。
目前，已有数家出版社瞄上了《中国周刊》的内容，这也算是对我们努力的另一种肯定吧。
今年以来，《中国周刊》的影像计划也已经启动，两本《中国周刊.镜》特刊，好评如潮。
如何将商业与我们的价值判断结合，《镜》特刊才刚刚起步。
而讲堂计划，已经走出了《中国周刊》编辑部的大门，开始走向了学校和社会。
移动和互联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与其怨恨世界，不如改变自己。
当我们放下怨怼之心，选择希望，摒弃恐惧，不再沉陷于遭遇的种种不公，而努力向前看，把每一件能够做好的事做好，把能写的每一篇文章写好时，一切似乎开始好转，世界重新向我们张开了大门。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是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1941年，梅贻琦这样表达了对清华的责任。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参与《中国周刊》奋斗的人来说，也像在汪洋中驾驭着一条船，勉力驶向彼岸。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一切都顺风顺水，这本杂志也就不会叫《中国周刊》，也轮不到我们来操持驾驭它了。
在惊涛骇浪中，朋友让我们温暖，敌人使我们成长。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跬步不休，跛鳖千里。
找对了路，就不怕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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