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顾名思义乃“临时招聘的工人”，是中国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之前的一个概念，是和“正式工”相对的一个称呼、一种身份。最近这几年，出事的总是“临时工”，他们被赋予了多层的含义。

我国究竟有多少编外人员？迄今，尚没有公开资料显示详细的统计数据。但“编制内”、“编制外”导致的“正式工”、“临时工”双轨制用人模式，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

“临时工”本是低层工作者，却被硬生生地推到新时代最前线，成功成为某些部门的挡箭牌，成为了各大突发事件的责任人。“临时工”顶包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这拉响了责任与信任的警钟。

现实中，出事的往往都是“临时工”

与编外人员“膨胀”呼应的是，编外人员违规事件高发。延安“临时工城管”打人事件，已不是今年媒体曝光的首起“编外人员”违规事件。此前，遂宁女城管长期公车私用去小区打牌；辽宁省西丰县委“豪车书记”的“临时工”司机私自开车去酒店……如果再向前追溯，往年类似案例更多。

2009年，网上流传的“硚口城管打死大学生”一事。武汉硚口区长回应称，被打者是小贩，只是受伤，并没有被打死。并称打人者是临时聘请的协管员，已经被全部辞退。附近居民希望有关方面公布社区监控录像，但遭到了拒绝。

2010年10月16日凌晨，郑州市民、腿脚有残疾的李付俊被人强行塞上一辆小型厢货车，随后被扔到市郊的樱桃沟，其位于市内的一处铁皮房遭淮河路办事处执法中队强拆。

针对李付俊被扔荒郊、强制拆房一事，郑州市淮河路办事处执法中队负责人表示，当晚执法的4名工作人员是临时工。

2011年9月，江西修水县一女子到派出所为孩子办户口，与户政人员有所争执，办事女警竟然发怒拿起台面资料砸向办事居民，周边众多警务人员围观却无人上前阻拦。近日，一条名为“修水县城南派出所女民警发飙打人”视频火爆网络，公安窗口单位的服务态度，引发众人热议。修水县公安局回应，已将“发飙女警”、义宁派出所户政员蒋某予以辞退，蒋某为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

2012年3月16日，27岁的湖南人谌某，看见深圳执法人员打倒一开残疾车的老汉，心中愤怒，与执法人员发生口角，被三名执法人员拖上城管车，殴打后丢弃于高速路隧道口附近。

3月20日，东门街道办执法队向媒体发出情况说明，称打人者是步行街上的“临时劝导员”，已作劝退处理。

2012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广州天河区元岗校前大街三巷的菜市场，穿写有“城管”字样制服的男子陈某与一菜贩发生争执，并持“杀鸡刀”追砍致对方受重伤。

事后，元岗街道办称，陈某不是城管，没有执法权，正式的城管人员制服上有工作人员编号，陈某只是村里聘请的市场管理人员。

回到延安“临时工城管”事件。《海峡导报》评论一阵见血——如此重大的、可以引起全国公众公愤并在一天内迅速发酵的事件，试问除“临时工”，还有哪些工种能做到？这些临时工的风采，大概只能用诗仙李白的名句描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临时工”为何无法退场？

“临时工”说法十几年前就已成历史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临时工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临时工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工制度。1954年5月，劳动部《关于建筑工程单位赴外地招用建筑工人订立劳动合同办法》首次在国家文件中引进了临时工的概念。1965年，国务院发布的相关规定要求企业、事业单位积极推行两种制度，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即便是在国家鼓励用人单位使用临时工的计划经济时代，相关规定也并不否认临时工是单位的职工。

《劳动法》颁布实施后，并没有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以“临时工”、“正式工”进行划分，而是规定双方都应签订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或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此来规范双方的劳动关系，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之后，国家先后下发了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临时工的用工形式是否存在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等规定，这些规定明确，实行劳动合同制后，相对于正式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已经不复存在。

临时工的消失，关键在编制完善

如今的临时工，是出事后的替罪羊——他们是犯事儿的，也是扛事儿的；他们是干活的，也是顶雷的；他们有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假的；他们是壁虎的尾巴，也是鸵鸟的屁股；他们是炮灰，他们是盾牌……他们有很多不应该存在的理由，但他们同时也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临时工是“用上世纪的编制，干新世纪的活”，一些单位编制内的人“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大量聘用编外人员，“替代”编内人员的工作量，由编外人员把编内人员“养”起来。更有甚者，分拆工作量，把一个人的活儿，分拆成三四个人的份儿，从而获得编制。

《法制日报》称，对于长期使用的临时工，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使用单位应该依法将其转为正式工。只有解决了“临时工”的身份问题，才能解决“临时工”出事的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