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老人5次前往日本

就这样，1992年，侯冬娥和另外两名老人勇敢地站出来，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每人10万元的经济赔偿。在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答复后，她和另外三名老人组成中国第一批“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女性受害者原告诉讼团”，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起诉。

1999年、2001年、2003年、2004年的历次开庭中，张双兵带着老人们先后5次前往日本出庭作证。“我记得2004年12月，在二审判决的时候，天下着大雪，路也不好走，此时，刘面换老人的胃又大出血，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仍带病坚持到了日本。”张双兵说，老人告诉他，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把官司打下去。

张双兵说，很多时候，对于那段经历，老人们都强迫自己去忘掉，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下意识中，她们反而在强化记忆。“有人害怕看到与日本人有关的事，有人则喜欢看打日本鬼子的电视剧，形式表现很不一样。”

虽然官司始终没有胜利，但没有想到的是，老人们的血泪史却得到日本民间组织的注意，张双兵说，日本一个民间律师团和支援团会定期资助老人。

见到张双兵说，他穿着一件已经脱皮的夹克，里面穿着针织的毛线衣，采访中，他将一本签名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图书送给记者，他说，这本书是他用10万文字，以60余位慰安妇口述历史的方式，披露了70年前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在山西黄土村庄里的人间惨剧。

活人证渐渐消失

在山西，像侯冬娥一样的老人有很多，88岁的周喜香也是地道的盂县羊泉村人。她的一生，几乎没有到过比镇上更远的地方。即便是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进圭据点“慰安所”，也距她家门口不过30里。

“以前，站在家里总能看到对面山顶上的据点，现在拆掉了。”然而，有些东西是永远忘不掉的。18岁时被日本兵狠狠“糟蹋”过的周喜香和其他很多慰安妇一样，不仅被丈夫抛弃，还永远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几十年来，周喜香常常会被恶梦惊醒，梦里拿着刺刀的日本兵追她，但她却找不到躲藏的地方。

二十多岁，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大龄”青年的周喜香，找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老伴去世后，无依无靠的周喜香便和第二任丈夫的女儿生活在一起。见到周喜香老人时，她睁着眼睛躺在炕上，对于一群陌生人的进入，她毫无感觉。“耳聋了，连吃喝也不知道了。”继女说。

周喜香的女儿说，老人把这件事当成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说实话，我妈的身体也快支撑不下去了，我不敢想象她过去的那段经历，她以前和我说过，死了就解脱了。”

就在记者和张双兵见到老人后没多久，老人离世。

2012年4月12日，与晚期卵巢癌抗争了半年之久的85岁老人刘面换，在家中去世。几十年来，老人面对孩子绝口不提从前的事，但每每想起，她就一个人悄悄地抹泪。村里人说，那场灾难后，爱笑、爱美的刘面换变得胆小了，直到老，她都不敢一个人在家呆着。

“医生说，我妈得这病和过去的经历有关。”采访中，看着母亲的遗照，大儿子高国孝说。

2012年10月12日，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郑家寨村，90岁高龄的尹玉林老人去世。

31年来，张双兵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好不容易寻找到一位老人的下落，赶过去探望，老人却已去世了。在他采访过的70位老人中，不少人在这些年相继去世。眼下，这些老人中只剩下23位健在。

采访中，张双兵说，历史不容篡改，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得到更多的宽容和谅解。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那些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受害者的相继离去，这样的工作将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