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记者王莉莉 报道）59岁的张双兵最不喜欢的颜色是白色。

这些年来，他亲手送走了很多老人。老人在离去前，都会抓着他的手说一句话：双兵啊，我这辈子没真正舒心地过过一天。我死了，我的事就交给你们了，要为我讨回公道。

31年前，他是山西农村小学的一名老师。现在，他的身份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在他的帮助下，受害人侯冬娥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位递交材料、控诉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侵害的女性，受害人万爱花成为中国第一位勇敢地站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慰安妇”。

但目前对于张双兵和老人们来说，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在山西，他曾走访的123位老人中，已知健在的有23人。张双兵说，“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并在有生之年得到道歉和赔偿。

偶遇老人至此结缘

张双兵出生于山西省盂县羊泉村——一个距县城80里，四面环山的小村庄。18岁时，高中毕业的张双兵当上了小学教师。

1982年的夏天，小麦熟了。路过几十公里外的高庄村时，他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棍、弯着腰往地里走，之后，老人把拐杖放在一边，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割麦穗。

“这个大娘是谁？为什么没有人帮助她，她的孩子呢？”私下向村里人打听，他才知道这个老人叫侯冬娥，年轻时被日本兵两次抓去做慰安妇，当时，她有一个五六岁的儿子，还有一个两三个月的女儿。被日本兵抓走后，女儿因没有奶吃饿死了，回来后丈夫跟她离了婚，带走了儿子。

第二年，侯冬娥改嫁，却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十几年前，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她又与一个大她十多岁的男人结合。现在，她和70多岁的丈夫，以及丈夫80多岁的哥哥一起生活，生活非常艰难。

这是张双兵第一次接触到慰安妇老人，侯冬娥的悲惨遭遇，让他既心疼又气愤。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踏上了寻访“慰安妇”的征途。

走访老人 过程很压抑很痛苦

两天后，张双兵走进了侯东娥的家，一个破烂的石窑洞，炕上铺着一张破席片，两卷铺盖，地上一个木头墩子，一个木头红柜子，就是全部家当。

第一次面对面地与老人拉家常，张双兵仍然能从她饱受摧残的身上看到当年“盖山西”的影子。

因为美貌，当地人送了她一个这样的称呼。而这称呼带来的耻辱和悲痛，也跟随其一生。

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里，“那种事”是一件所有人都讳莫如深的事。当他说到战争的话题时，老人非常警觉地绕到邻里纠纷上。

张双兵这才觉得，自己想得太简单，他想知道的，并不是一件可以随随便便告诉人的事。

此后，只要有时间，张双兵就带着四分钱一包的大槐树烟来到老人家。侯东娥的记忆力非常好，只要不谈自己的事，她都会有声有色地将当年发生的时间地点说得清清楚楚。

在那段时间，张双兵也陆续接触了不少老人。1990年，他见到盂县一个叫张小妮的老人，此时，老人住在又小又黑的窑洞里，全身肿得穿不上衣服，因为全身肿胀，老人不能躺，连睡觉都得坐着。因为没有生育子女，老人瘫在床上三个多月，从来没有看过一次病，没有吃过一片药。

“走访过程很压抑和痛苦。”

31年来，张双兵走访了山西境内的123位老人，亲眼目睹她们因为之前的遭遇而受到的痛苦，大多数老人都患有严重的后遗症，不仅失去劳动能力，还终生未能生育，成为农村里孤苦无依的老人。

即使这样，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近十年里，张双兵没有听受害者本人讲过一个完整的故事。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92年6月，张双兵在《山西日报》看到一篇转载华岗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说，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索赔，希望受害者能够站出来。

“我马上就拿着报纸一家家地找老人做工作。”张双兵说，接下来10天的时间，他每天去侯冬娥家，终于有一天，老人在大哭一场后，把一切告诉了张双兵。

随后，与张双兵同村的刘面焕、冯转香、万爱花等老人也向他讲述了自己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