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越来越多的农民二代甚至三代已经完全对农业提不起兴趣。 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对农民这个职业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农业的弱势以及过低收益。所以怎样才能解决“谁来种地”？

李国祥：中国正在迈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举国面貌日新月异。农村越来越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形成了多达2.5亿人的农民工队伍，成为国家建设贡献卓著的产业工业。但是，在大量年轻强壮的劳动力从农业农村出去之后，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地方的农业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副业，种粮对于一些农户家庭不再重要，遇到久旱不下雨等自然灾害，干部着急，帮助农民抗旱，而种植户农民则袖手旁观。 未来谁来种粮？谁来从事农业生产？ 实践告诉了我们，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种粮大户、种粮合作社和种粮经理人。这些新型的种粮生产经营主体，会替代传统的成万上亿的家庭搞粮食生产。这也给我们启示，与其担心未来没有人原意种粮，不如为新型种粮主体“出世”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把年轻有为的、懂技术又会管理的粮食生产经营专业人员培养出来，塑造出来。 各地出现的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不但专业水平高，而且规模大，经济效益好，提供的商品粮多，应该能够担当起国家粮食安全重责。笔者前2年在山东平度调查了解到，当地一个种粮大户，夫妻两人都学过农学，一年种小麦和玉米两茬，单产水平普遍高于当地其他农户，每亩出600元租金向其他农民租地种粮。据反映，当时当地普通农户种粮每年每亩能够获得600元的收益，就算比较困难了。可见，新型种粮大户的优势多么明显。 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格局可能是：多数家庭生产农产品主要是满足自给性消费需要，而供应农产品市场的主体最主要是具有优势的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给性需要的家庭，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农业生产很可能成为这些家庭的生活方式。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则要站在世界粮食科技前沿，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确保粮食市场供应。

主持人：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说法：农民工挣钱高于白领，还有人说读书无用，让很多农村的孩子过早的走上了社会，在素质不高，知识水平也不高的情况下，过早进入社会挣钱，对于这样的说法和现实情况，请问有什么好的改善方法？

李国祥：近些年来，中国出现了“民工荒”，一些农民工的工资高过部分大学生工资，在社会上形成了读书无用风气。这些都与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有关。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教育都以高考成绩作为教育质量的衡量最终标准。课堂教学片面强调知识考核的分数，教书育人和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忽视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差异性，也忽视了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在教育过程中严重缺乏趣味性，让很多孩子对上学产生不了兴趣，甚至是厌恶上学。 要改变农村中一些孩子过早地离开学校，必须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不能用为高考选拔人才这样一个模式开展义务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彻底改革为应试而施行的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快乐教育，富教于乐。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对多方面人才的需要，还要改善不合理的教育结构，扭转职业教育发展严重不足而带来的技能性人才缺乏的状况。要千方百计大力发展旨在提高素质和技能的职业教育和终生教育。

主持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农民出现了“被上楼”的情况，甚至因为没有了耕地也随之失去了收入来源，那么政府应该怎样来保障这些农民的生活？

李国祥：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是一种身份。失地农民，已经是实质上的“市民”。失地农民，必须纳入到城镇居民进行管理。 当然，受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民变市民，享受与市民完全一样的社会保障，可能会超过当地财政承受能力。但是，国家已经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覆盖到这些失地的农民，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实力的增加，不断地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做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并逐步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已经在广大农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从农村调查情况来看，最低生活保障还未能做到应保就保。一些地区的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水平还不够高，报销手续仍然相对麻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有一部分地区尚未覆盖。与城市相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对较低。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有针对性地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对于最低生活保障，特别是失地农民，要做到应保就保。要更加注重不断地提高失地农民的合作医疗报销水平，简化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程序。今年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同时，要着力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一部分失地农民逐步地变为市民。一方面，要加快失地农民由农村社会保障转变为城镇社会保障进程，另一方面，要重点做好城乡社会保障的衔接。同时，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大流动，还需要做好区域间社会保障保障制度的转接。

主持人：目前的农村很多土地都被征用去盖房，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土地没有了，怎么让农民种粮食养活中国人？

李国祥：要用最严格的手段管理土地。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条件。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必须稳定播种面积、优化生产结构、主攻单产质量、降低灾害损失，重点是以稳定发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基础，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尽可能地降低粮食生产的波动，确保粮食供求的长期平衡，核心是建立起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 考虑到粮食生产由于受到气候、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年际间的总产量波动十分明显。建立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的关键是在稳定播种面积面积的基础上，让农民愿意种地。 从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的稳定性来看，播种面积相对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单产则受气候等外界不可控因素影响更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更具有政策选择上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每次我国粮食出现较大缺口或者较为严重的过剩，一般都是粮食播种面积与单产大幅度同降同升有很大关系。如果粮食播种面积能够稳定，就一定能够减小粮食总产量的波动程度。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每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上，是我国从粮食波动历史中总结出的确保每年粮食国内产需基本平衡的经验。

主持人：城市人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养老模式已经深入人心，而在农村还停留在养老靠儿女的惯性思维上，从政府的层面应该如何解决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

李国祥：我国已经在一部分农村地区试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2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将覆盖全国农村。但是，我国已经建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虽然覆盖范围广，但是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在农村人口迁移过程中，还遇到与其他地方和城镇不能很好接续的问题。据了解，这些问题，国家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解决。

主持人：同样是保险，城市居民的认可程度较高，可在城市务工的外来人口似乎并不热衷，这是为什么？

李国祥：我国已经要求用工企业给予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险，但是由于各种保险不能跨区域接转，农民工自身积极性不高。

主持人：有一段时间网上在讨论要不要更改农民称谓，争议点在于农民作为劳动者，却在个别场合用作了贬义词，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对策？

李国祥：对农民的歧视，是长期社会对农民不公正对待所形成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确保农民受到公正的待遇。 如果我国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地以工哺农，以工带乡，未来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起来了，多功能性增强了，农民富裕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形成了，农民自然能够有尊严地生活。那样，农村也会成为令人向往的地方。

主持人：关于城乡差距的问题，在城市化进程和土改这两方面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李国祥：一些地方推进城镇化加速发展，很容易侵害农民权益。占用农民土地，补偿过低，或者补偿不公平，往往引发农民上访，影响社会稳定。近几年来，有的地方为了加速推进城镇化，剥夺农民自建住房的权益，强迫农民购买开发商的房地产，价格高，不完全适合农民需要，农民对此意见很多。只有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只有把农民的权益保护好，这样的城镇化才能使我们付出的代价降低，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形成城乡良性互动。 适度规模是实现典型农村地区的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和能够体面生活的有效途径之一。国外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没有明显差异，对于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来说，关键是农业生产规模足够大。比较而言，我国农户农业生产规模普遍偏小。我国将来要实现城乡居民具有均衡性收入水平，必须解决农业专业户扩大经营规模的制约因素。 破除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尽快在农村建立完善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激活农村要素。要彻底改变长期压抑农村要素市场的政策，打破城乡完全分割的要素市场，让农地流转市场、资金市场和农业劳动力市场活跃起来，通过要素充分流动，形成新的动力源泉，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增加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推动农村要素市场化，彻底打破原有的行政体制给城镇化加速所带来的约束，让农村人口充分自由合法流动起来，让农村问题成为经济社会中的最小问题。农村人口迁移出去之后，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应通过适度的机械化解决。社会中少数的农村人口，则需要通过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引导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以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 只有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才有可能促进要素资源向农村倾斜配置。在当前经济发展格局和现有体制下，实现要素资源向农村倾斜配置，可以使用而且能够取得效果的措施就是财政手段。推进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配置，就是要加大财政支持“三农”力度、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引导社会资源投向农业农村，以增加农村资源要素供给。显然，农村在资金供给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其他资源也会相应增加。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流向一般都会跟着资金走。农村要素资源增多了，农民发展生产的制约因素就会减少，难度就会降低，农民发展经济的空间就会不断扩大，就业创业的条件就会更好，增收途径就会增多。

主持人：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步子进一步加快。您怎么看这三十多年的城市化进程？

李国祥：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化道路总体上比较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区别于其他国家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2011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1%。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我国有效地避免了大城市的贫民窟问题，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绝大多数农产品能够基本自给，社会主义新农村扎实推进。 无需讳言，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也遇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的一些难题。就城镇体系来说，一方面，大中城市，特别是一些特大城市，就业机会多，经济繁荣，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强，人口膨胀给这些大中城市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交通拥挤，甚至有时瘫痪。污染严重，生态承载压力巨大。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不足，经济繁荣不起来。 就城乡关系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和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对相对稀缺的资源要素吸引能力和聚集能力明显比农村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快速城镇化的同时，出现了农村资本、各类专门人才等要素资源严重不足的难题，制约着农村发展。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难、民间借贷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城乡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针对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难题，还需要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要建立完善的大、中、小城镇体系。未来要做好产业规划，合理布局产业体系，引导产业转移，加快中小城镇，特别是县域城镇的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增强其吸引力。要统筹城乡发展，尽快形成一体化新格局。要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主持人：关于城市化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李国祥：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以城带乡。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相对独立，这种格局必然造成农村社会事业因为缺乏资源要素而出现难以发展的困境。城市总是不断锦上添花，农村迫切需要雪中送炭，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结果的一种反映。农村发展不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和投资最终只会呈现出萎缩态势，这种结局必然反过来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我国城乡发展良性互动难题，必须重构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新机制。大致说来，这种动力机制构建要比改革初期复杂得多，至少应包括：其一，保障农民权益不受城镇化侵害，中国要改善城镇化方式，特别是建立在剥夺农民权益基础上的城镇化必须解决；其二，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大力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进程；其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确保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