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如何能更切实有效、积极的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如何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如何保证质量？

熊丙奇：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政府应将支持民办幼儿园纳入财政预算，目前，一些地方已经采取学前教育资助券的方式，幼儿拿着资助券，可到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就读，这意味着民办幼儿园享受与公办一样的补贴，这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办幼儿园，关键在于政府要给民办幼儿园平等的办学环境，不能以公办资源挤占其生存空间，也不能对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另眼相看。至于提高民办幼儿园的质量，这需要政府部门按照管评办分离的原则，尊重民办幼儿园的办学自主权，积极采取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的方式，以此提高民办幼儿园的办学质量。

主持人：能否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将义务教育增至12年？

熊丙奇：从目前的政策规定看，虽然已明确“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园机制，但怎样确保投入，体现“主导”、“参与”、“并举”，还是一个难题。假定政府下定决心增加学前教育投入，在三年之内缓解“入园难”，那么，最适宜的方式是，将一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此举的有以下好处，其一，确保各地政府必须履行学前教育投入责任，没有明确的投入目标，很难督促各地真正重视学前教育；其二，以目前国家发展学前教育的政策看，增加的投入，与保障一年义务学前教育的费用差不多；其三，处理好公办幼儿园与私立幼儿园的关系，根据义务教育规定，就读私立幼儿园的幼儿，也可享受同样的教育补贴。 不管从当年学前教育的普及率看——2009年，我国学前三年毛入学率为50.9%，学前一年毛入园率为74%，还是从我国的“国力”看——实现一年学前义务教育，需新增经费325亿，这只占GDP的0.0009%，如果在目前GDP的基础上实现教育投入4%的目标，将增加教育投入经费1375亿，拿出其中的四分之一，即可基本实现目标。或许有人会说，我国教育发展需要钱的地方太多，这确实不假，但如果明白政府对于教育的责任，重在保障基础教育，就会毫无争议地加强目前属于教育“短板”的学前教育。

主持人：我国教育投资条块分割，教育资源在地区、城乡、学校之间的分配存在明显差距，学校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家长都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这也成为一些学校收取“择校费”的客观原因。能否改变这一局面？

熊丙奇：我国之所以“择校热”难消，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政府教育投入并未增加，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也未根本调整。缩小校际间的办学质量差异，需要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同时改变原有的“锦上添花”式的配置方式，应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但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的却是名校帮薄弱校、资源共享的方式来推进均衡，这种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将其作为主要方式，其对均衡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其二，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总体看来，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还是以县乡财政为主，这必然导致由于各地财政情况不同，对义务教育的保障程度就不同，由此出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因此，只有强化省级统筹，才能消除原有保障机制造成的问题。而从各地的情况看，强化省级统筹的并不多。 其三，择校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利益链，而政府部门也是利益链的一环。一方面，可以通过收取择校费，减少政府对学校的投入，虽然国家已经明确取消择校费，但一些学校，在当地政府部门的默许之下，照收不误，只是换了一个名号，诸如“捐资助学费”，而且，为了让这一收费合法化，教育部门还和学校配合，由学校通知家长将费用交到教育部门，此后教育部门再和学校分成，这实质是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另一方面，教育不均衡，在教育主管部门和优质学校那里，就有了重要的可以与其他部门、有权有势者交换的“资源”，试想，如果学校办学质量差不多，没有了择校热，谁还去找教育部门和学校？每年升学季，教育部门和一些名牌、重点学校都被“条子”包围，这就可见择校背后的利益格局，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方面缺乏内在动力。 治理择校热，就必须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我国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投入方式存在缺陷，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投入由政府部门主导，投多少、怎么投，往往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在发达国家，为保障教育投入，并让教育投入用到发展教育的实处，往往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制订教育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按预算履行投入责任。 其次，应深入推行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建立中小学民主管理制度。在基础教育领域，乱收费、乱办班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主要在于受教育者权利被漠视，受教育者（及家长）无法参与学校的管理、监督和评价。如果能在中小学推进民主管理，建立独立运行的家长委员会，那么，诸如违规收取择校费、捐资助学费等侵犯学生权益的规定，是很难出台的。 再次，应加大教育问责力度。依照《义务教育法》，不安排义务教育均衡经费、不履行义务教育均衡责任的地方政府负责人，是要追究责任的，但是，近年来却鲜见问责。问题出在问责机制上，是由上级问责下级。要让政府责任落地，需改变问责方式，对于不执行《义务教育法》的地方政府，应由人大机构问责，人大应发挥对地方政府进行资询、监督的作用。

主持人：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这种状况会带来什么后果？如何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

熊丙奇：在我国发展教育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这已不用赘述，到2009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59%；二是教育投入的领域与政府应当承担的教育责任错位，总体看来，我国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比重过大，而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领域投入过低，导致我国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只是名义的“义务”，直到2008年才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免学费；三是教育投入的主体和方式，高等教育主要依靠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基础教育主要依靠县乡财政，据有关统计，县乡财政在基础教育投入所占比例为80%左右，由于各地财政水平不同，这造成基础教育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 根据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到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将达到4%，以GDP40万亿计算，每年将在目前的投入基础上新增1600亿元。这1600亿该怎么投、怎么花，就考验着我国政府发展教育的理念和职责认识。确保1600亿投入新增到位，依靠中央财政是最有力的方式。同时，从政府发展教育的职责看，应该重点投向基础教育，尤其是乡村基础教育，以弥补长期以来基础教育和乡村教育投入的不足，推动教育公平。事实上，通过中央财政保障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在不少发达国家已有成功的经验，法国中央财政承担了7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且把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直接划拨到教师的个人账户，日本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义务教育半数以上的经费，包括教师工资、学生补助和奖励、学校基本建设费、设备设施图书经费等，此外还承担了全部的教科书经费。

主持人：中国教育到底有哪些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的症结是什么？

熊丙奇：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总体而言，我国教育的不公平是从起点和结果都不公平，义务教育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学校教育教学中，有重点班、普通班，把学生分为优生、差生；高考升学中，各地录取指标严重不均衡，北京地区一本率达到27%，而河南等地的一本率只有不到5%。除此之外，普通高等教育高于职业高等教育；公办高等教育高于民办高等教育；而在公办高校中，还有副部级高校、正厅级高校……可以说，不平等充斥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而结症是，教育投入采取“锦上添花”式，教育管理严重行政化，有着极强的身份意识和等级意识。普通老百姓没有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的权利。

主持人：在教师培训上，怎么能够使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师能够更多的有机会接受到良好的培训或者是有交流的实践？

熊丙奇：要让农村教师获得更好的发展，关键在于转变教育理念，真正做到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倾斜，确立乡村学校教师待遇优于城市学校教师的基本原则。在在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和日本，在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收入要高于城市学校教师，其道理很简单，只有乡村学校教师的待遇更高，才可能吸引城市教师去任教，才能让教师轮换制有长久的生命力。 　　我国早在2006年就在《义务教育法》中明确将“均衡”作为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首要责任。一些地方政府也借鉴国外经验推出了教师轮换制，教育部也曾要求在实行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时“要向农村教师倾斜”，可是，城乡教师待遇的差距，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政府部门还是按照原有的“锦标主义”思维而非均衡思想配置教育资源。

主持人：很多大学老师忙于科研，对大学课堂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少。现在，高职院校的老师也是以论文论英雄。如何培养人才、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不是制造没有价值的论文？

熊丙奇：近年来，教育界普遍流行大学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核心功能的观念，但从大学的使命分析，大学的核心任务，应只有一个，即人才培养，其他的功能，诸如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都是基于人才培养的。离开了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功能，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失去生存的土壤。简单来说，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是，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即大学之所以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社会服务，是为了培养一流的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只是大学进行人才培养的“副产品”。 当然，形成这样的教育观念，必须全面调整整个社会对大学的评价，其中尤其是政府行政部门对大学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以论文数、课题数、科研成果数，来作为评价大学优劣的依据，需要形成针对学校办学特色与个性的大学社会评价体系。

主持人：近年来，随着重点高校中农村生源的减少，“出身越差，上的学校也越差”已成为人们担忧的现实。未来农村学生的出路在哪里？

熊丙奇：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近年来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并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现在舆论讨论农村生离高校越来越远，难以“知识改变命运”，进一步理解，就是当下只有考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才有改变命运的可能，而考上一般大学，就几乎像没有考上大学一样。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我国，读一本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率无疑是最高的。首先，这些大学获得国家的投资多，因此学费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人士分析农村学生为何读高职高专，列举理由称高职高专学费低，这显然不了解各校的具体学费情况，可以说，北大、清华的学费标准在全国高校内是最低的，反而一些民办高职高专的学费却很高，这是严重的质量与学费倒挂。 其次，一些民办高职高专、民办独立院校和本科院校，根本没有获得国家任何投资、补贴，也无社会捐赠渠道，办学完全靠学生学费收入，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不少学校严重压缩办学开支，比如放长假，减少学校的实验、实训课，让学生到校外自找实习机会等，学生在校内获得的教育很少，教育呈现“空心化”趋势。 再次，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还十分看重“人才”的学历，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中，甚至包括大学自身在内，对求职者提出三个985的要求，即要求本科、硕士、博士所读学校，都是985高校（985大学因为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称为“985大学”，是与211大学基本同类的全国重点大学）。这种学历要求，就把其他一般学校的毕业生的发展道路堵死了。 所以，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

主持人：职业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教育，不是简单地培训廉价劳动力的教育。如何增加职业教育吸引力，提高技能人才的经济社会地位？

熊丙奇：职业教育的问题，首先是国家的人才政策，让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才低人一等，人们的观念，是因这种制度而生。在我国社会，普遍的成才观念是初中毕业，进普通高中，然后由普通高中参加高考，升入大学。进入职业学校，是没有进普通高中之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在升学与就业，以及职场晋升中，学历依旧是十分重要的标准，知识和技能、素质的考察，往往居于其次的地位。而且，由于行业与岗位存在较大的薪酬差距，社会保障也因行业与岗位不同，劳动既存在价值观念上的高低贵贱，也存在经济待遇上的高低贵贱，导致大家必然追求高学历、追求进好的行业与岗位。这就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23%，但大学的竞争却更加激烈的重要原因。引导学生关注职业兴趣，而不一味追求学历高低，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用人理念和用人政策，同时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不同行业、不同岗位者有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这是职业教育能得以发展的大背景。在美国，一名可以被哈佛大学录取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可以弃哈佛而选择烹饪学校，就在于他有自己的职业兴趣，而从事烹饪，其劳动价值并不比教授差。这在国内，几乎不可想象，所有优秀的学生争相进入北大、清华，而且都渴求白领岗位。 其次，是教育领域对职业教育的定位问题。职业教育的低人一等，在教育领域内部，也是如此。虽然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投入大量经费，但是，职业教育的地位依旧很低，仅以招生为例，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是在普通教育之后，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普遍放在各地招生录取的最后一批。另外，在今天的教育领域，几乎言必称北大、清华，这不但与教育的多样性、多元化不符，也使职业教育难以抬起头。确立职业教育的地位，在教育界内部，必须打破唯普通高等教育是尊、唯公立教育是尊的格局，应给予职业教育、民办教育、成人教育平等的竞争空间，鼓励职业教育发展高层次教育，并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通道。在美国，不少在社区学院接受教育（很多为职业教育）的学生，可以继续申请进入其他大学求学，在名牌大学求学的学生，也可申请转学到社区学院。在英国，1986年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可以和普通教育的文凭、证书相对应，同时，职业资格证书可与普通教育高级证书一样，成为进入大学的资格证书。这种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很大程度促进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的相通性，持职业资格证书就可望进入高等院校深造，从而大大增强了职业教育对青年人的吸引力。 再次，是职业教育自身的问题，与当前获得的生源质量相对应，职业教育的质量也令人堪忧。对于中等职业教育来说，一些地方的职业教育学校，出现“有职业无教育”，把学校作为民工中介的办学倾向，收来学生，就以顶岗实习的名义，送他们去做一些简单的操作活，这种违法办学，既对受教育者不负责，又严重影响职业教育的形象；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办学定位不明确，专业设置重复，办学缺乏特色，是普遍问题，这直接影响职业技术人才的社会竞争力，目前，我国每年有40万左右的高考学生，在录取之后不报到，主要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层次，这虽然有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因素，但也与学校办学质量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密切相关。 改革用人制度，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创造各类教育公平竞争的环境，职业教育才可能真正摆脱“低人一等”的处境。

主持人：目前，不少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往国外接受教育，出国留学呈低龄化趋势，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熊丙奇：对于我国教育，不少教育官员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比如在去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指标得分中，首次代表中国参加测试的上海均名列首位，把美国甩在身后，令奥巴马总统也坐不住了。那么为何中国富豪们还是为子女教育揪心？ 客观上说，我国基础教育在知识教育层面，确实“领先”全球。但与美加等国的基础教育相比，我国教育存在三方面差距。一是没有选择空间，所有学生不管有无兴趣，都必须学习中高考所考的科目，而在美国、加拿大，中学实行学分制，学生们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学习。比如在加拿大，高中毕业生要求学习20门课程80个学分，其中必修课程只有7门28个学分。 二是课堂教学实行灌输式教育。这是应试教育的特点之一，也是保障学生尽快获取知识、提高成绩的手段。这种教育方式，令学生们成为学习的工具，难以通过教育，学会思考、学会创造。与之相反，美加等国的课堂教学大多采取交互式、探究式，老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学生们可就某一问题在课堂上展开讨论。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学生们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都能得到很好的培养，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活力。 三是教学理念和内容陈旧。笔者曾到国内一所中学参观，当地政府投资1000万元在该校建有一间现代化实验室，可这个现代化实验室从来没有对学生开放过，建成至今只做参观之用。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考试不考实验操作，学生只要熟练背记实验步骤即可。而在美加，中学生做实验必须自己设计，如果只做书本上的验证性试验，是很难得到高分的。 以上这三方面原因，足以让一个有条件的家庭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外教育，这也是我国低龄留学越来越普遍的重要原因。日益升温的留学热以及富豪们为子女教育而海外投资，其实是他们在“以脚投票”，与之相伴的很可能是一系列复杂问题：资金外流、人才外流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尽管大部分海外留学生选择回国工作，但对于从小就跟随父母移民海外的新留学群体来说，他们更可能选择留居海外。而且，与此前中国移民在国外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同，这些因子女教育问题而选择移民海外的人中，有不少对中国教育感到失望，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观念也会有变化。这点尤其值得关注。 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可以让孩子选择海外教育，而没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只能留在现有教育环境中，那不是意味着他们要无奈地接受中高考应试教育的现实吗？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学生，会给我国未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国崛起所需要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呢？ 我国去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显然已经注意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这一纲要所确定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考试升学制度改革，都直指当下的教育问题要害。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些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遭遇各方阻力，进展缓慢。 教育不改革，无论是国人选择移民留学还是被动留下，都会对我国未来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从对国家、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审视我国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