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说到看病，网民下意识想到的是看病难看病贵，现实是这样吗？这种认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廖新波：医改的目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与贵的问题。在中国看病到底难不难贵不贵呢？如果说不贵，人们一定认为你是有人人和所谓的体系内的人，或者系统内的人。曾记否广州市某局长一句“中国看病不难不贵”引起众人诟骂。现在，当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比较一下，医疗收费在市场的定价，中国显然是不贵，看病也不难的。而中国人感觉到看病昂贵是因为没有一张可靠的社会安全网！而这张安全网是人人受益的，而不是一个阶层的问题。改革30多年后遇到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是在我们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形成、分化和日益加重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首先，各级政府的办医观念要转变，要明白政府为什么要办医？不办行不行？用市场的观点办医行不行？其次，加大政府的投入。这一点已经在国务院的医改新方案里明确列出政府投入的领域，但是基本没有一个地方做到。第三，建立可以使基层医疗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坚实基础与条件。从三年的试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病人和医生都往大医院跑了。第四，医改坚持以人为本，尤其是使医生和护士的知识价值得到体现。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医疗、过度检查和过度用药呢？因此所有的政策都是促使医疗行为往“硬件”走，没有了设备就没有了赢利能力，医生就会“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策略，看病又怎么不贵呢？

主持人：造成当前看病贵的原因之一是药价过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当前药品定价过高？

廖新波：药品价格过高是多因素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所有商品都是计划定价，随着粮油价格放开，药品价格也随之放开，国外药进入国内市场。国产药的生产也在体制改革的浪潮中的顺应了市场法则，原来一毛几分的药难以在竞争中求发展，而且顶层也有意“放生”药厂到市场上“弄潮”。即使国家将一分钱几粒的药丸提高一倍、两倍，但都无法满足市场的运营。于是仿造药和“换马甲”就应运而生，价格已几何级数上升。“高价药”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是“以药养医”！市场的发展的结果使药品的流通业得以壮大发展。“旧药变新颜”，出厂价与流通价共同地推高了零售价。虽然国家允许的药品加成率没有改变，依然是15%，但是进医院的价提高了十几倍乃至上百倍，医院从中也获得丰厚的利润。与此同时，医院的奖金激励政策也逐步松绑，医院自主权不断增加，“以经济为中心”口号开始响彻医疗卫生系统。医院与药商、医生与药商、医院与医生之间产生的加成药品扣率和创收激励以外的药品回扣，以大药方、大检查的现象出现在各种医疗行为当中，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出现使药品的价格产生了“良性循环”，药价越来越高。药品零售价格如此的高，不仅仅是医院、医生、药厂、药商的合力形成，政府的有意与无意的推波逐浪有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定价，如何定价？为什么要虚高定价？第二，很多药厂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一种药造就了多少就业？带动了多少行业的发展？拉动了多少个GDP?这就是政府和乐意看到的。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这本来是无可非议，因为它遵循药品这个商品的流通市场法则。但是，它确确实实是药品价格高的源泉！这怎么能使“公益性”的公立医院去行驶公益性呢？

主持人：“以药养医”作为医院的运作模式之一，争议很大，要怎么破解这种现状？

廖新波：“以药养医”是过去国家财政紧张制定的一条发展医院的政策，这政策确实给医院的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以药养医”实际上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种政策，它使人们有意无意地遵循市场法则进行所有的医疗活动。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们的需求也增长的同时，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以药养医”这个制度在医疗领域的形成的弊病和诟病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主要表现在：增加了患者 的负担的同也增加的社会的负担；药品虚高作价带来的伦理道德的问题，也大大地降低医生的知识价值；药品虚高作价也成为行业腐败的利益根源。

主持人：建立医疗保障体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老百姓得到的最大实惠是什么？

廖新波：在中国看病贵的感觉应该与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有关。我们也许是世界看病自负比例较高的国家之一，而看病的绝对费用不是世界最高的，也提示我们，保障体系的健全是关键的，而制度相比之下就显得不重要了。因为，目前世界上有不同的制度，美国为首的市场与欧洲为代表的福利化，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缺陷，关键是哪一种的效价高，社会利益最大化。中国目前的医疗制度我个人认为并不是最好的，可能是最不好的，因为并没有使公共财政使用最大化，没有解决公平性的问题。而一个好的医疗保障制度首先是衡量它的公平性，公平性的问题正是一个政府存在的最大理由。所以，一个好的医疗制度是公平与效益统一 ，对于民众来说一个好的体系就是“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少生病”。

主持人：解决中国的医疗问题，民营医疗机构的作用不可忽略。那么您怎么看待民营医疗机构的信任树立问题？

廖新波：解决中国的问题民营资本的加入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各自行驶的任务不同。民营医院的声誉与信誉度不佳，是中国这片热土才特有。要谨防的一个“过度”提法与妄想，希望民间资本来解决看病难与贵的问题。更有一种观点：“目前外资、民资投资水平并不具竞争优势。将来，国际大型医疗机构进入中国，首选还是与有实力的公立医院合资。”人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有相当部分的人已经忘记的公共产品的属性了，也忘记政府为什么要办医院了。其实，我倒想反问一下： 为什么人们会把眼光瞄准与公立医院合作呢？显而易见：无利不起早！也就是说 目前公立医院的营利能力比民营医院的强。

主持人：如何避免过度检查治疗？

廖新波：过度检查每个国家都有，只是或多或寡，或轻或重，原因无非就是：一为钱，二无知。为钱大家非常清楚，就是利益最大化。“无知”却是含义“深重”，绝对的无知与技术有关，与患者的无理的要求有关；相对的无知就是与专业以外的观念与政策有关，或是把医院当作是企业，傻乎乎地推行“薄利多销”，或是对医护人员价值的亵渎，医生成为了丑恶的医疗制度替罪羊，或是过度的举证倒置，“过度”成为了医生寻求的保护伞。要解决医生的“过度”行为，要依靠所谓的医德教育显然是无知的表现，尤其在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没有对人们提出这样要求，也无法要求，毕竟医生是生活在“人人为我”环境下，否则难以生存。因此。我认为，一是支付制度。支付制度的改革应该基于询证医学和临床路径基础上的单病种付费和按疾病相关组诊断基础上的支付制度；二是专业自治，谁能说得清楚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归结呢？医学的进步，各种新技术的产生，时能说得清楚其治疗的效果呢？只有专家！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认为专家是“利己”的，要相信大多数专家的是凭良心行医的，只有制度败坏，才有良心玷污。目前说新技术被滥用了，是谁在说呢？就是专家提出来的！

主持人：遇到急症能不能到医院先治疗后交费？

廖新波：大凡多数国家，急症的救治均为政府的责任，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的！但是，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匪人所思！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交由医院来回答呢？医院本来就应该是“有医无类”，救死扶伤乃医生之天职，不容质疑！目前大多数医院都是如此“忍气吞声”地行驶着自己的“天职”。我想用我最近的一篇微博来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先救人后付费，谁付费？摩托肇事撞倒了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了，花费若干元。肇事者从保险获得11万赔付受害者，而受害者和肇事者均不愿交付医院的抢救费。律师说没办法。医院起诉患者家属？家属说本不该发生的事为啥我要付？起诉肇事者？肇事者说我买了全责险。问保险，我们已经支付了。医院亏了去了？值得深思。

主持人：现在国家出了很多便民措施，但到了基层就大打折扣了。能否把医改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之中，并实行问责制？

廖新波：医改是一件大事！国策！但是谁将他纳入人大讨论、监督的事项里面呢？又有哪一级政府列入一票否决绩效考核当中呢？如同没有把资源保护列入当届政府考核，而是用把单纯GDP列入重要的政府考核内容。也就是，我们口口声声说“绿色GDP”而实际上是土地滥开发的土地开发；口口声声说加大医疗投入，而实际上做的就是希望医院通过医疗服务“拉动内需”，希望医院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搞不好却怪责“无米之炊”之“巧妇”。

主持人：目前，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许多人遇到危急重症、疑难杂症，甚至小伤小病，都会涌到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如何解决推进我国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减轻大医院就诊负担？

廖新波：政府的存在无非就是资源规划、行业与人员准入和监管。目前中国的这种现象是纯市场观影响结果。医改试点三年至今，我们依然用一种“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的市场观影响我们制度的制定。回头看一下我们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效果。基本药物制度无疑是一项很好的制度，本来这项制度是保证有药用，药有效的，但是我们硬是把取消药品加成加载之上。如果有合理的补偿问题也不大，而且是打破旧制度的一个突破口。但是，补偿的政策没有很好地实施，不是没有政策就是补偿不够和补偿不及。结果有三：病人在基层医疗服务缺乏、不足的情况下跑到大医院了；医生在粮饷没有达到合理的预想值或比原来还低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或是把病人“转移”；县以上的医院门庭若市，大有扩张的欲望。这三种结果都是恶性循环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