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亚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过程

日本在19世纪中叶进行的明治维新运动，打破了德川幕府长期以来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它的政治转型是先于经济现代化之前开始的，而后由它推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引起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兴起，民治政权被迫开始了广泛的政治民主化改革。

1889年，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颁布了一部成文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把立宪政体提上议事日程。“宪法规定，天皇在法律形式上是国家权力的化身，但是天皇行使立法权必须帝国议会的‘协赞’，行使行政权也要由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成为受宪法约束的君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天皇在政权中的绝对权力。”7宪法的主要内容是：（1）规定帝国议会采取两院制，即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天皇只有权解散众议院而无权解散贵族院，两院对立法及政府预算均有议决权，但必须经贵族院同意才能生效；（2）帝国议会具有一定的立法权和财政监督权，使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议会；（3）规定日本国民的权利义务。宪法规定对国民不称公民而是“臣民”，臣民有服兵役和纳税的义务，享有比较广泛的基本人权。此外，日本在这时也允许政党存在，但主要是一些亲政府的党派。

帝国议会的设立是日本政治体制民主化的重要标志，5大日本帝国宪法6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已经基本确立了西方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日本的民主政治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遗憾的是，此前活跃的民权运动没有阻止这一民主蜕变过程。年轻而脆弱的民主政体遭到破坏，它演变成了一个腐败了的寡头统治集团内部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

二战以后，美国对其进行了军事占领。在占领期间，美国清除或者废止了日本大量旧式威权主义传统，并监督了整个民主转变过程，开启了日本现代自由民主化之路，建立了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议会内阁制。战后日本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目的是清除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美国强迫其制定了更加民主的新宪法，即《日本国宪法》该宪法第一章规定了天皇只是日本国家的象征，第3条规定“天皇关于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这实际上废除了战前天皇专制的政治制度。新宪法在序言中确立了三项原则，一是和平主义原则，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这是针对日本长期发动侵略战争而制定的；二是国民主权原则，规定国家主权属于日本国民；三是尊重基本人权原则。

战后日本的政党政治也有所发展，这是与议会内阁制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阁或者联合组阁。日本的政党较多，几经变化，形成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在自民党内部则派系林立，基本由这些派系竞争、协商和妥协来组织内阁。

二战后美国在韩国进行了“民主试验”，于1948年制定了《大韩民国宪法》，和日本的新宪法一样，这部宪法也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影响。它规定在韩国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政府领导人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并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由于当时韩国还不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这场民主试验由于李承晚的独裁统治而失败了，李承晚强行修改宪法，打击反对党，操纵选举，政党制度极不完善，严重影响了政府能力，社会秩序失控了。此后朴正熙靠政变上台执政，朴正熙认为，“在对民主观念缺乏正确理解和没有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准备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就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和实行政党竞争制度，是1948年大韩民国建立以来政治混乱和经济落后的根本症结所在。”8他把发展经济作为最优先追求的政治目标，构筑强大的物质和组织基础来提升国家的自主能力，建立了高效的官僚组织体制。随着在60、7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韩国社会开始了全面转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力量的迅速崛起和国家霸权的逐渐弱化同时相向而行，这导致了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最终垮台。

韩国在1987年开始了又一次民主化进程。1987年卢泰愚当选为总统，韩国的政治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主导修改宪法，新宪法强调了民主建国的基本理念，大大缩小了总统的权限，取消了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恢复了国会的监督权，国会不仅具有大法院院长任命的批准权，同时具有大法官任命的批准权，国会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也有所扩大。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建立政党和选举自由。国会选举也逐渐成熟，这包括选民的制衡意识逐渐成熟，国会的作用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清除威权主义的步伐加快。

到目前为止，韩国在卢泰愚执政后又进行了几次比较顺利的政权更迭，民主化进程不断巩固，“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政权的合法性大为提高。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独立性增强，宪政体制中的制衡机制得到一定恢复，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和对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的保障，使得国民的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9

三、东亚民主化的前景

目前，东亚这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形式上的西方民主制度，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同样展示了后儒家民主模式的特征，在冷战时代的大部分时期里，它们都有着强大的自主政权。它们都有着活跃、但并不团结一致的反对派运动，都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展或者激活民主机制而建立起民主。它们的民主化进程都为陷于困境的当局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又不会在短期内威胁到各自的权威地位。”10从外部环境因素来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压力。

与韩国和台湾相比，日本的民主政治体制相对稳定一些，韩国和台湾因为近年来一直经历动荡而使它们的民主前景难以预测，和泰国一样，民众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程度较低，这经常导致大规模的街头政治，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动摇了民众和知识精英对民主的信心。从另一个方面看，宪政制度设计也还存在问题，监督功能弱化，这就为当权者规避法律提供了空间，民主的驯化权力的功能还远没有达到民主制度应有的基本要求。

影响东亚民主前景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西方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相比，东亚的新生民主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执政的经济绩效；二是军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它们对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态度以及对政治现实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其在政治冲突中的行为选择；三是能否形成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成熟的政治文化，竞争性民主要求人们具有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内部会为了民主的成长而接受妥协吗？这要求他们尊重基本的宪法和法律权威；四是宪政制度的设计要在民主实践中更趋完善。另外，对台湾来说，能否与大陆和平统一，或者至少保持目前比较稳定的两岸关系，也是影响其政治转型的重要因素。

导致目前东亚民主制度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民主病还是民主化的病？是它们追求民主这一行为本身的错误呢？还是在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上还有待完善？“民主的理想不能界定民主的现实，反过来说，现实中的民主不是，也不可能同理想的民主一样。民主是从其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11

注释：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2、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3、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4、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11—12、98页。

5、6、10霍华德·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7、杨孝臣：《日本政治现代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8、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9、同4，第139页。

11、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