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02期，作者：李凯 李永洪，原题：《东亚民主化过程比较分析——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为比较对象》

日本自19世纪中叶以来，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启了迈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道路，这个过程的文化整合是怎样的？它们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差异何在？它们还可能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它们可能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吗？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一简单的分析。

一、东亚民主化过程中的价值重构

长久以来，东亚地区一直处于同一文明轨道上。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在7、8世纪达到了顶峰，直到19世纪中叶，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因为在一些主要方面模仿中国而受益。而在中国文明发展模式播及的所有地区中，朝鲜受中国影响最深、时间最长。中国台湾地区则与中华文化同根同源。东亚地区一直处于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似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大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1

东亚儒家文化受到现代西方文化冲击发生在16世纪。在16世纪前半期，当西方人第一次出现时，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还能抗拒住处于近代早期阶段的西方，他们都能沉稳地估量西方文明的价值，发现它的缺陷，然后下决心驱逐它。但是在17和18世纪之交，西方文化的世俗化揭开了西方历史的新篇章，西方过去一直把外邦人皈依某种西方宗教作为进入西方社会的前提条件，此时它放弃了这种传统主张。它把精力集中在科学技术上，开始取得物质上的长足进步，很快就使自身和其他社会过去在这方面的成就黯然失色，技术取代宗教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也使得东亚重新面临“西方问题”。东亚在与西方这种技术优势的最初接触中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掌握这种最好的技术技能，要么向它屈服。

在此后与西方的接触中，中国和日本的反应在某些方面相似，在某些方面不同。但是在19世纪后，日本的西化运动与中国分道扬镳了，它很快就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并且变成官方的强制性政策。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政治领域，早在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开始了政治重建，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他们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建立是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基础。在1889年，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颁布了一部成文宪法，开启了日本近代的自由民主化进程。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这一进程。

西方民主诞生于古希腊，它的理论奠基者是伯里克利和亚里士多德。雅典民主主张全体公民能够而且应该参与创新和维护公共生活，从形式上说，公民涉入公共事务不会有来自等级和财富方面的任何障碍，人民掌握着主权即最高权威，以实施立法和司法职能。它崇尚一种公民积极自我管理的观念，即治人者也会受治于人，政府过

程本身建立在公民大会人人享有平等发言权的、自由而无所限制的讨论会上，它力图使不同背景和属性的人们能够通过政治的互动作用来表达和交流他们对“善”的理解。它要求法律建立在说服力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靠风俗、习惯或武力来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自由包含着对法律的尊重，法治、正当程序以及宪法程序的观念在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最早的阐述。戴维·赫尔德指出，“雅典的民主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渊源。它的政治理想——公民平等、自由、对法律的尊重和正义——已经影响了西方的政治思维，尽管某些核心思想，诸如人类是由享有各种‘权利’的‘个体’所构成的这样的现代自由观念，显然不能直接追溯到雅典。”2

西方民主的现代定义来源于熊彼特，他认为，民主是一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3亨廷顿则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4他们都把民主看成做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政治竞争者通过争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他们倡导一种经验性的程序民主。

民主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吗？它究竟是单一、普遍的，还是各自具有其独特性，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地区差异而呈现出多样性呢？威亚尔达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套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最低限度的宪政建构来加以模仿的制度安排；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民主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正因为这样，在历史、文化和经济关系都与我们非常不同的社会中，民主很难被模仿或者复制。”5离开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宽容和理性，以及社会层面公民之间某种程度的平等观念，很难想象民主能够在西方得以成长。某些国家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种族和民族对立，它们某种形式的制度转型（例如创建政党或议会）并不能将它们魔术般地转变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融合与重构这两种文化呢？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强调等级制度和尊重适当权威的内容，这通常被认为是对民主化进程的一种阻碍，亨廷顿指出，“限制国家的人权观念在东亚极其薄弱。就个人权利受到承认的程度而言，这些权利通常被看成是由国家创设的权利。对和谐与合作的强调优先于分歧和竞争。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结构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观念之间、群体之间和政党之间的冲突被看成是危险的。”6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强调国家的养民和教民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推行带有他们自己的制度形式、要素和优先性的民主制度，而不是复制西方的民主模式。日本更多把民主用来产生政治共识而不是竞争性的选择，这是与儒家文化相适应的，而年轻的韩国和台湾民主制度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