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特稿（网络新闻联播记者 李文学报道）真正的冬天来了。凛冽的寒风裹着漫天的雪花，像一个魔鬼，吞噬掉北方外面仅存的热度。

　　13岁的壮壮，很庆幸自己被及时送到了哈尔滨救助站，“要不得冻死”。这个来自黑龙江漠河的男孩，父母离婚，父亲上山打工，自己一个人跑到沈阳，认识一个同龄小偷，案发后被送到沈阳救助站，又在11月27日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来到了哈尔滨。

　　救助站临时监护的性质决定，他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很快就会被送回漠河父亲身边。“天暖了我再出来”，壮壮坚定而又稚嫩的话语多少映射出当前救助工作的尴尬和无奈。

　　救助站的存在是为了消灭救助，但目前救助体系单一、缺乏执法依据、相关部门职能交叉混乱等现状，决定了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

　　只有一台车 不到40人满街跑

　　2003年挂牌的哈尔滨救助站，曾有过无人可救助的苦恼期。随着人们逐渐了解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很快出现“爆棚”现象。2006年末哈尔滨救助站搬入七层高的新大楼，一下能住150人，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也达到了110人左右。

　　站里的宿舍干净整洁，有四人间、十人间和十二人间，还有休息娱乐大厅，随时可看电视，还设有卫生所，可简单处理皮外伤和感冒发烧等。受助人员每餐两菜一汤，管够吃，有时会有小灶，每月伙食标准是三四百元。“吃得挺好，也很暖和。”壮壮很满意。

　　“站里最多时住过70多人，但还有两层楼闲着。”哈尔滨救助站副站长张岩峰说，“现在平均一天能接送二三十人，有时五六十人。”记者采访当天，站里只有包括壮壮在内的3个男孩，和10个成年人。“生病的不住在这，我们给送到医院，雇护工看护”。

　　全站110多人中，有一部分被下派到各区分站，每个区3至4人，5个区不到20人，加上站里的10多位管理人员，这就是整天在街头巡视的队伍，“不到40人，这么大个哈尔滨怎么跑得过来。”张岩峰说。

　　更让张岩峰为难的是，全站只有一台车，还是去年民政部拨下来的11座救助专用车。“我们是车改单位，原来的12台车全被收上去了。”张岩峰说，没办法只好长期雇了一台车，忙不过来时再临时雇车，一次60至100多元不等。

　　在接受采访期间，张岩峰接到北京救助站电话，当天晚上有个黑龙江籍的流浪乞讨人员被护送回来。“下半夜到，这么大的雪，雇车去趟火车站，最少得也一百多块。”

　　令他欣慰地是，曾经让救助站难以为继的经费问题，在国家的重视下，由中央财政拨款，已经解决了，“只能用于受助人员的医疗救助、伙食补贴、服装采购、护送返乡，和儿童教育等方面。买车肯定不行，即使有人捐助车辆，养车的钱也没地方出。”张岩峰无奈地说。

　　面对“四难” 救助站也需救助

　　虽然经费够用了，但救助难、甄别难、管理难、安置难，还是天天困扰着张岩峰。

　　“街头救助是最难的，不是我们不管，是他们不接受我们救助。”张岩峰说，“那些流浪乞讨人员多是职业的，想不劳而获挣点钱，以此为生，但没违法。我们本着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他们不愿来，我们也没招，只能劝他们走，不走我们就在旁边看着，他不好意思就走了，但可能换个地方又乞讨了。”

　　受助人员进站后要先到接待室登记，录指纹，然后送到站里相应区域，洗澡、领洗漱用品、换衣服、找床位。管理人员会仔细询问找出他们户口所在地，做到从进到出都有去向，有档案。但这些人很大部分是智障人员、残疾人、老年人、儿童，找出他们户口所在地特别困难。“再困难也得做，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张岩峰很执着。

　　除了正常受助人员，还有一些人装成钱包丢了、遭抢劫，甚至装成残疾人，到救助站来骗吃喝、骗住宿、骗取火车票，最多一年有200多人，侵害了正常受助人员的利益。

　　记者还在站里发现了一名叫耿焕江的农民工，来自呼和浩特，在哈尔滨建筑工地当力工，干了半年一分钱没得到，讨要工钱时被老板打出门外流浪街头，25日被解救，说不了几句话就落泪。“讨不着工钱的农民工到这已经很普遍了，我们去年就救助了1200多名。”张岩峰说，还有一些被打击的传销人员，没钱了也来求助。

　　在安置方面，有的受助人员出来几十年，家里户口早被注销，又没什么亲人了。救助站把他送回去，当地又不接。“很多地方不按救助管理办法哪流出哪安置的原则执行，不给人恢复户口。”张岩峰说，没办法他们只好让其继续留在站里，最后报送到福利院。

　　救助的最终目标是要减少救助

　　面对受助人员增多的现象，仅仅依靠救助管理站单打独斗，恐怕很难独立承担起救助职责。实现社会联动，不失为保证救助工作良性运转的一条途径。

　　张岩峰认为，对流浪乞讨人员不应只是民政一家管，应该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每年春季、冬季，他们就会与公安、城管沟通协调，针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人员联合行动，效果很好。目前他们再次联合，每天对车站码头、繁华地区、地下通道、桥梁涵洞等区域实施巡查救助，“没发现流浪乞讨儿童”。

　　“现行的救助管理条例很多地方没理顺，相关部门的职责区别不是很清楚，具体执行人员有很大困惑，现在要重新修订，希望尽快出台，让各部门的沟通和协作常态化。”张岩峰很是期待。

　　张岩峰认为，现行法规无法全面覆盖实际救助对象，像近年来在救助站出现的农民工等群体，按规定不在救助范围内，但他们又确实需要救助，相关部门应对救助范围进一步细化补充。　

　　目前，哈尔滨现行的救助体系还是民政一家，未来是否会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入进来，目前还不得而知。

　　“对职业乞丐，现在我们缺乏执法依据和手段，应该强制性遣送回原籍，交给地方政府。但这样也不妥，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就容不下一个乞丐吗。”张岩峰很矛盾。

　　张岩峰的矛盾，只是救助管理中的矛盾。怎样减少甚至杜绝受助人员的出现，显然还得从源头抓起，原始地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就少有人员流出，即使流到各地也有着全面立体的救助体系助其返乡。这样一个循环，看似简单，却需要全国一起努力。

　　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在避免成为受助人的同时，也不要去制造受助人，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同时要有爱心，及时救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尤其是那些离婚的父母，不要让壮壮的悲剧重演。

　　离开救助站时，壮壮正欢快地与伙伴玩耍着，他还是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