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网络新闻联播记者 包征宇 刘浩睿报道）11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希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美华做客央视网《新闻解析室》节目，为广大网友解读党章修改内容有关专题。

　　梁言顺：刚才三位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对党章修改与时俱进的实际意义，对党章修改的必然性进行了阐述，我很赞同你们的观点。确实像各位教授所指出那样，从2003年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至今，其对党的事业的指导作用大家都感同身受。

　　在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和十七大党章修改的调研中，各地基层党员的诉求就是希望把科学发展观纳入党的指导思想。我记得胡总书记在十七届一中全会讲话中有一个回答，认为科学发展观提出时间还比较短，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以在十七大的党章修改中，暂时不纳入指导思想，而是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现在距离十七大又过了五年，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提升，同时又有指导性的实践，所以在有关十八大党章修正的调研中全党形成共识，一定要把科学发展观纳入党的指导思想。

　　外电对科学发展观进入党的指导思想的评论有很多，例如东欧某国的高级研究员认为，中国若想可持续发展，继续健康发展不要到别的地方找药方，你们有一个最好的药方就是科学发展观。所以和我们的认识还是有相似之处。第一个亮点我们就解析到此。

　　党章修改有很多亮点，再比如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入党章，这是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中首次提出的，在党章修改中把这个写入党章里面，秦院长，请你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秦宣：这次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同时也写进了党章的修改案里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说远一点，一个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之中，人们往往看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该党目标是不是科学合理；二是该党的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是不是切实可行。三是该党的目标实现路径是怎么样的，以及制定这些目标、路径和这种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之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到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十二大邓小平提出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大提出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郑重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了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把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党开始强调突出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特色，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概念，并于今年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我想强调地是，当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说当前才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我认为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早就开始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在研究，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经过探索、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最后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照党中央的表述，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制度基础，当然还有其他的物质基础等等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一直强调制度建设，其原因在于制度建设带有全局性，带有长远性，带有稳定性，所以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开始逐步地摸索，慢慢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应该说探索形成和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应该说这一制度来之不易，所以全党要倍加珍惜。

　　梁言顺：刚才您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去年才提出来，实际上我们党是经历了90多年的探索，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组成部分，这是党90多年以来探索的根本成就。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因此非常地来之不易。刚才我也讲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必然发展，那么对这个问题，吴老师，你怎么看的？

　　吴美华：我觉得把制度问题写进党章的总纲部分，这实际上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过去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也经常涉及相关的内容，但是这么明确地提出，可以说是新的突破。去年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里面专门地讲到了制度问题，我觉得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以后，使得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它的坚持，就更加清晰了。在制度层面里边它实际上涉及的内容很多，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特别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制制度，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我觉得把制度这么明确地提出来以后，就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制度载体，以后如何在制度方面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更加明确了。

　　秦宣：我想补充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十八大里面特别地突出，紧接着它又写进了党章，我个人认为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以便全党形成更好地共识，进而形成制度自信，并坚定制度自信是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制度是分层次的，最高的制度层面是关于社会形态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制的国家，这是国体，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与资本主义不同，与封建主义也不同，这是最高层面的，一直要坚持的，不能改变的。其次是关于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这个层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这是基本的政治制度。还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还包括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这是属于第二个层面的，应该是一个制度体系。

　　制度的第三个层面是建立在我们基本制度层面之上的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体制或者称之为管理体制，是属于体制这个层面的。我们讲坚持改革，其实要改的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层面的东西，邓小平说过一句话，“也许再过30年，我们才能够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形的制度。”所以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制度的含义，其次我们也注意到十八大报告里面强调了一点，在制度建设方面，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面，也提出要使我们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定型。为什么这次如此突出，因为制度方面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另一个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刚好是邓小平提出“也许再过30年，我们会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一个制度”的时期。我认为对制度要有科学的理解，是分层次的，其次对于制度的完善，全党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另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的关系以及这三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关系，要做很好的理解。

　　十八大报告对三者的关系有过一段论述，即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保障，三者有明确的定位，这对于我们认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全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梁言顺：刚才秦院长从制度的内涵，还有全党进一步完善制度的历史责任，包括我们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关问题所肩负的使命进行了阐述，对于这个问题，张教授，你还有什么要谈的？

　　张希贤：关于制度争论和制度自信，当初中共设计制度的时候，根据毛泽东同志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总结了欧美的制度、苏联的制度、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之后，最后选择了我们国家将来走向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在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了经典社会主义，即马克思、列宁讲的社会主义，我们反而搞得假大空很多。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开始更加注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始终对制度有争论，究竟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选择欧美的政治制度。这其实涉及群众对制度的选择，党内的干部思想对制度的选择，涉及到全党的信仰问题和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我们遇到四大危险，并不是空穴来风。今天在这种制度上，无需再争论了，因为我们对这套制度越来越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