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记者：中央机关是如何设立的，有何变化？张国焘和李达为什么能入选中央机关？

记者：中央机关是如何设立的，中间有什么变化？除了陈独秀以外，张国焘和李达为什么能入选中央机关？

王健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一大代表举手表决、大多数赞成选出的。陈独秀虽然没出席一大，由于他是最早与李大钊倡议建党，并在上海主持成立发起组，张国焘、刘仁静等均是他的学生，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委员、书记。

张国焘是北大学生中激进分子，五四运动时被推任北京学联讲演部部长，他最早与邓中夏等组织平民讲演团和长辛店铁路工人夜校，组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组织，成为李大钊主要助手，开一大时李大钊因事派他参加，开会时被推主持一大会议，选举时当选为委员，应是自然形成的，他不是靠计谋投机当选的，搞“小组织”活动是1922年的事。

李达是留日本大学生，1918年5月反对“二十一条”时他率百余留日学生返国到北京举行请愿示威。他较早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史观解说》等书，发表多篇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1920年8月回国到上海，参与陈独秀主持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1月他创办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2月陈独秀赴广州，由他主持上海发起组工作，积极同各地同志联络。负责筹备、参与主持一大召开，他当选为委员，分工宣传工作，也是自然形成的，得到代表们一致赞成。

记者：一大以后中央机关为什么成立中央局，它有哪些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王健英：党的一大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七个小组，故成立“临时中央执委会”。9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央局，作为中央常设的办事机关，成员3人，由执行委员兼。“中央局”是当时学习苏联共产党经验采用的名称，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人数多，且分散各地工作，不能住在一起，因此需要设有固定于一地的中央常设办事机关。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增为195人，成立了五个地方执委会，大会制定了第一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并规定委员增为5人，候补委员3人，要求正式委员均在上海工作，未再成立中央局。1923年6月召开三大时，全国党员增为420人，地方区执委会，特别支部超过10个，大会修改党章，中央执委会委员增为9人，候补委员5人。由于党的组织扩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党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任务加重，中央领导工作大为增多，必须设立固定的常设机构中央局，大会制定了中央执委会“组织法”（第一个）规定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立即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成中央局”。明确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中共三大后中央机关实行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委会、中央局的三级领导体制。党的四大继续实行这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