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利益集团19世纪后期就开始活动于华盛顿舞台上，但是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利益集团的数目达到十足的爆炸程度是在20世纪后，特别是二战后。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加人一个社团。目前，美国全国共有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20万左右，其中30%是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到80年代形成一种风潮。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和谋求利益的主要手段，其一是通过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所有通讯工具。通过报刊、电视和广播来制造舆论，也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引起公众的注意，如组织抗议游行或进行静坐，罢工、骚乱等，以争取实现他们的利益。其二是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每项决定或有关行政机关的每一项规定都会影响着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因而”受到影响的集团正愈来愈意识到政府一系列重要决定的作用，并力图对之能够有所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利益集团通常安排选民向国会议员发出大量代表他们的观点的信件或电报，或者打发一批批选民到国会大厦向议员面述观点，或者在常设委员会作证时递交他们事先好的意见书，以证明他们的陈述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利益集团在华盛顿或州首府设有常驻办事处，以便同国会议员保持个人的密切接触。利益集团的活动同样地也集中于制定规章制度的机构和联邦行政机构。因为行政机构每天作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在存些情况下”甚至关系到几万美元的商业活动命运“。

　　由此可见在美国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社会里，利益集团起着“代表和表达意见与利益的作用”“这是任何政党制度都不能起到的作用”。在美国，政党和利益集团都是政治力量，都可以对政府权力产生影响，但两者又有区别，政党的目标是通过提名公职候选人赢得选举，处于执政地位；而利益集团不能提名候选人，目标不是上台执政，而是通过其活动影响政府的政策来维护或促进本集团的利益。利益集团的活动成为两党统治的补充和依托。-

　　(二)美国政治结构的自身演变

　　美国政治结构的自身演变，表现在国会权力的衰落和行政权力的扩大。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对外扩张趋势的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外事务越来越繁重，政府的职能日益广泛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承担起“总资本家”的重任。领导必须有力，反应必须迅速。但是由于国会本身的结构是分散的多权力中心，使国会众参两院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常常陷入严重的内部纠纷之中。而且由于院外集团活动的强大压力，众参两院内部也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国会在这种内部纠纷对立之中，必然难以成为与总统全面抗衡的“权力中心”。同时，在党魁制度下产生的议员大多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全国性战略观点，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质。许多共和党复员军人议员，文化水准十分低下，在讨论全国性重大问题时，大多数议员只对操纵他们的党魁俯首听命，或者根本不负责任，随意表决。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实行传统的放任政策以外，国会不可能提出吸引民众的政策调整。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宪法赋予国会的每一项权力，往往形同虚设”，而且“每一项权力似乎越来越受到骄横悠肆的行政部门的支配”。

　　与国会权力衰落的同时是行政部门权力的扩大。行政权的扩大是以总统的权力扩大开始的。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总统是行政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最高决策者和政党领袖。然而在实际运行，由于总统的积极行为与国会的消极无为，使得总统的权力远远超出了宪法所规定的范围，总统往往行使诸如宣战权、签约权、建交权、免职权等原属国会的传统权力。有人认为，美国总统权力之大“会使凯撒、成吉思汗或拿破仑都垂涎三尺”。总统权力的扩大，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性的发展和经济危机国际化的出现都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

　　其次是在垄断资本同两大政党及联邦政府结为一体的过程中，总统具备了充当三位一体的代表的条件。一总统是被党魁势力所操纵的傀儡，在同国会的斗争中，最终受政党机器所制约。

　　由于文官制的改革切断了政府机关向政党提供资金来源的途径，促使两大党同垄断资本挂钩，同时总统本人也都与垄断企业结成了紧密的联系，总统集中体现了垄断巨头们的意愿。此外，19世纪末美国社会广泛开展改革运动也间接地推动了总统权力的上升。

　　即使总编的权力扩大了，也还是受到国会的制约。例如水门窃听案被揭露以后，1974年国会通过对总统的弹劫调查，终于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总统的罪行，并使其被迫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