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帮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

到1943年时，中国人民已进行了6年的抗日战争，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的联合作战；第二是承认和树立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在战时和战后与西方三大盟国俄、英、美并驾齐驱，这既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组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为此，美国极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和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

战争前期罗斯福采用的亚洲战略是着重把国民党中国抬高到“大国”的地位。1943年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将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内……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10]根据罗斯福的上述战略思想，美国除给予中国一些援助以外，还采取了一些友好姿态和行动。1943年1月11日，美中两国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年12月，美国国会又废止“不合时代的”排华法。

关于战后和平建设，罗斯福有一个设想，即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每个同盟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国际组织，但苏、美、英、中成为“四个警察”，组成委员会（即后来的安理会）随时制止侵略行为。此外，中国参加签署盟国战时三大宣言——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1943年10月30日《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更是清晰地描绘出战时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一条轨迹。

中国英勇的抗日战争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其必然性。但美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美国除了极力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还大力树立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因为罗斯福认为充当战后中国领袖的人物只能是蒋介石。为了稳固中国的抗日态势，牵制日军于中国战场，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首先倡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部，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蒋介石表示同意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职务。为树立蒋介石大国领袖的形象，美国还做了许多工作。蒋介石作为中国的领袖曾取得了与美英首脑同桌议事的资格。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他经常把丘吉尔撇在一边，去同蒋介石谈话，使蒋确实感受到美国为提高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开罗会议留下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蒋介石坐在左边，挨着他的是罗斯福，然后是丘吉尔，最后是宋美龄。这张照片的象征意义在于罗斯福、丘吉尔给予了蒋介石至高的荣耀，也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

毫无疑问，美国竭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极力树立蒋介石的大国领袖形象绝不是什么慈善的行为，而是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中国的强大是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的。1941年12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中国是战后世界和平警察之一，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在罗斯福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构想中，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是必不可少的。它将作为美国的盟国，在战后共同对付太平洋地区的其它大国：在北方可以抗衡苏联，在远东可以牵制日本，在联合国里还可以牵制英国，而一个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则是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的好地方。

4.扶蒋反共，成为敌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并非时时都晴空万里，有时也有乌云和风雨。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在战争中是一对不协调的盟国，双方的合作中充满了摩擦与冲突。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集中地体现在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上。中美战时同盟建立后，蒋介石请求罗斯福派一位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表示同意。史迪威来华标志着中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但这种合作却因蒋史矛盾的产生、演变，充满着艰辛和曲折。

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登上国际舞台之后，美国为了与中国一起有效地联合作战，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美国的有识之士也曾主张促使蒋介石联合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抗日。“美军延安观察组”就是负责这一使命的特殊组织。但美国的这种努力却因蒋史矛盾而夭折。蒋史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要求蒋介石全力抗日，美军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倡议由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的军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蒋介石此时已把战后与中共的斗争考虑放在首位，他总想保存实力，而不愿积极抗战。蒋介石拒绝了交出军权的要求。这是蒋史分歧的根本原因。[11]两人不和，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而任命新的驻华大使赫尔利。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罗斯福本想通过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正在出现的危局，它是抗日战争中美国在华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标志着美国逼蒋抗日政策的倒退，此后美国不再对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军事考量转向对战后的政治考量的一个转折点。史迪威罢官返美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也是战时中美关系的转折点。[12]

赫尔利在前期为国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客观上有进步作用，但他在后期开始歪曲和背离罗斯福给他的使命，转而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背离了罗斯福赞成的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赫尔利本来是奉罗斯福之命，来华调解史、蒋矛盾，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但他后来却放弃了中立的调解人的立场，这就暴露了他固有的反共原形。赫尔利也因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污点。

在初步“调解”国共矛盾失败后，赫尔利于1945年2月间偕魏德迈和梅乐斯一起回国述职。美国决策人从全球战略考虑，首要问题不是援共抗日，而是怎样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了。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听取赫尔利、魏德迈和梅乐斯汇报时，定下的基调是讨论“共产党叛乱”问题，即如何扶蒋反共。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俱乐部发表公开讲话，攻击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中国统一和民主的障碍，故意把中共与军阀混为一谈。4月3日，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在暗地里就加紧鼓励和怂恿蒋介石发动内战。

美国以援华抗日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盟友；然又以扶蒋反共告终，又与中共和中国人民对立。这就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不幸结局，但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时至今日，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六十周年。回顾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那段历史，有喜有忧，有合作有冲突，有结盟有对抗。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抗战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复存在，两国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国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可以携手合作，结成盟友，促进人类不断向前发展。中美两国在抗战时期的合作与同盟关系足以充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