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蓄谋已久的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此时，关玉衡正居住在沈阳宪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听到枪炮声接连不断，得知日本人已经攻占了北大营，省府人员已经转移。因为他身处被严密监视之中，李香甫与其商议，待局势稍有缓和再离开沈阳。

9月20日，关玉衡与李香甫二人化装后前往皇姑屯，听说兴安屯垦军已经撤往黑龙江，归马占山将军指挥，便改路到达北平。9月24日，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中央饭店召见关玉衡。张学良没有听取关玉衡对中村事件的报告，他说，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并委任关玉衡为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议，批给他500大洋以作北平生活之需。

“中村事件”后的关玉衡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以后，扬言要为中村报仇，下令通缉关玉衡及其家属。关玉衡是黑龙江省宁安县人。他的父亲在老家宁安闻讯后，如雷轰顶，惊吓而死。1932年3月6日，日本军队占领宁安城后，由于汉奸告密，日军抄没了关玉衡的家产，对其母和姊妹逼供吊打，并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最后也惨死在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关玉衡在沈阳的家属也到处逃难，直到1932年春，在救国会等组织帮助下才与关玉衡劫后重逢。

面对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他立志抗战到底，此生不驱逐日寇誓不罢休！他到北京后不久，便辞去军职，化名国尔家（寓意为有国才有家），去上海参加了朱庆澜先生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工作，积极为抗日一线的义勇军筹措粮饷，发动后方民众支援抗日。

1932年6月，关玉衡又潜回东北的开鲁等地，发动民众，组建抗日武装。到达开鲁后，他化名郭化佳，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众抗日武装。北平救国会将其收编成辽北蒙边义勇军右路军，委任他为总指挥，展开游击斗争。他率领这支队在伍通辽地区多次重创日军和伪军，威震敌胆。

后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何梅协定》签定后，下令解散东北抗日义勇军。关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时，被国民党军刘汝明部缴械后遣散。关玉衡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只身回到北平。此后，他往返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联络进关义勇军将领，从事募捐和发动民众工作，支援东北抗日斗争。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随后，下令委任他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西安事变”后，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他暗中向吕正操部送马匹和枪支。还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走了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松军对他说，是为了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干！”

关玉衡怀着重返抗日前线打回家乡的急切心情离开绥德到西安，但国民党拒不安排他的工作。为生活所迫，他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铜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

1953年，关玉衡回到故乡黑龙江宁安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悉心照顾。先在宁安县第一完小任教师，又先后当选为宁安县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任宁安县电影公司副经理等职。195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周总理在北京亲自接见了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代表。关玉衡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应邀参加。席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玉衡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57年关玉衡因在省人代会上提出建立宁安满族自治县的建议而被错划右派，在宁安博物馆、文化馆监督改造了8年。1964年，组织上摘去了关玉衡的右派帽子。1965年11月，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