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北京市政府责成市教委采取多项措施坚决治理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同时对全市所有学校进行全面检查，集中查处与奥数竞赛和培训挂钩的入学行为。一经查实，将对相关责任校长和区县教委主任进行问责处理，绝不姑息。

　　“问责处理、绝不姑息”，如此严肃的查处态度，针对的是困扰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近三十年的集体梦魇－－“奥数”。何以称之为“梦魇”，大概可以从法网女单冠军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中的一段描述窥知一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赛班，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我的孩子在奥数班'，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虑‘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共有40条腿，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的问题。”

　　从李娜为代表的80后开始，一拨又一拨的中国孩子开始了与“奥数”有关的日子。对“奥数”情有独钟，一晃近30年，最初的原因可能是生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文革、上过山下过乡又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父母们，打定了主意不让独生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倾注心血、多管齐下，此时“奥数”还只是“琴棋书画”外的一个附加培训项；后来，当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显出来，当高考、中考、小升初考试乃至幼儿园入学测验逐渐被上升到关系一个孩子的前途和一个家庭的幸福这样的高度时，当“奥数”的成绩和名次由升学的重要参考变成了直接砝码时，“奥数”就从兴趣班变成了必修课，从附加题变成了必答题，最后所有被“奥数加分”绑架了的孩子和家长，梦魇已成。

　　然而，这是“奥数”的本来模样吗？最早把中学生的数学竞赛命名为“数学奥林匹克”的是前苏联，1934年和1935年前苏联开始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办中学数学竞赛，并冠以“数学奥林匹克”的名称。之所以采用这一名称，是因为是数学竞赛与体育竞赛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崇尚奥林匹克精神，而竞赛的成果让人意外发现数学竞赛的强国往往也是体育竞赛的强国，这给了人们一定的启示。1959年7月，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简称IMO）在罗马尼亚举行。到了1984年，在宁波召开的中国数学会首次普及工作会议上，确定1985年派两名中国选手参加第26届IMO，以了解情况、取得经验，由于选拔时间仓促，只指派了北京、上海各1名优秀学生参加，结果有1人获得三等奖，两人总分则排在32位。

　　此后，每年中国均派6名选手参赛，从1985年到2012年，在有中国参赛的28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中国队共拿下了17届的总分第一，个人获得的金、银、铜牌更是拿到手软。这不能不说与近30年来的全民重视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数学与体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巧合，“奥数”在中国受到的礼遇、得到的重视是多么似曾相识。

　　没错，正是“奥林匹克”，一个国人总会为之着迷、倾倒的名词。无论是奥运会、残奥会，还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只要一旦和“奥林匹克”沾边，马上就会激发起国人争先、竞逐的热情。这种热情与奥林匹克精神旨在鼓励人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更新、永远保持勃勃朝气的初衷，原本没有冲突，只是在某种情境下会变得不再契合。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境呢？回答它不得不提到一个有意思的年份：1984年。这一年，中国首次确定将派选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同样在这一年的6月，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两位盲人姑娘平亚丽、赵继红分别夺得女子B2、B3两个级别的跳远金牌，比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还早1个月实现了中国人在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然而，今天人们的记忆几乎全部留给了1984年残奥会结束后的那个7月，留给了洛杉矶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留给了许海峰，仿佛只有这些才配得上他们心中“最正统”的奥运首金。

　　体育竞赛中，人们对残奥首金与奥运首金差别性记忆；数学竞赛中，人们把成绩和名次直接换算成升学加分。无须掩饰，不用矫情，是不是我们只是在痴迷奥林匹克金牌，只是在崇拜金牌带来的东西？从奥运、残奥到奥数，一样的奥林匹克，当我们付出太多、期待太多、要求太多的时候，就已经与奥林匹克无关了。

　　对于大满贯冠军李娜的童年来说，虽然“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毕竟逃过了同龄人学“奥数”的梦魇，即便网球训练再如何艰苦，在她看来“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可见，与奥林匹克无关的“奥数”猛于虎，假如今天没有了“奥数”，还会不会有别的什么戴上“奥林匹克”的帽子，又变作老虎？

　　这一切，都不是奥林匹克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