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从三环外开始

上世纪50年代，为发展经济，大量化工厂在全国拔地而起，但由于当时技术落后，以及各级政府及企业都缺乏环保意识，工厂的污染情况比较严重。随后，历经市场经济的大潮，这些工厂有的倒闭，有的搬迁。

从1985年开始，北京的污染企业进行了小规模、零散的搬迁，2000年后搬迁工作进入有序、规范阶段。后来，根据《北京奥运行动规划》，2008年之前，北京东南郊化工区和四环路内的200家左右污染企业，基本完成调整、搬迁工作。有媒体报道称，这些工厂所留下土地很可能变成有毒的“棕地”。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化工厂的生产流程规范、排放达标，可以避免“棕地”的产生，但是要完全做到杜绝污染，对技术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目前，并没有权威资料显示，北京到底有多少污染企业已经搬迁，以及具体留下了哪些被污染的土地。2006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曾对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进行调查，调查活动于2011年结束，但具体数据和污染分布情况至今仍未被公布。

一位长期关注“棕地”问题的人士告诉记者，北京“棕地”更为清晰的分布图，可以从北京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城市地图中发现，“上面应该标注了化工厂的具体位置，这样就能推测北京哪处地块可能受到污染”。当记者向北京市地图的绘制单位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提出查阅北京老地图的请求时，该单位却以“涉密”为由予以拒绝。

记者随后通过实地调查并查阅大量资料发现，目前，北京市有“棕色土地”“嫌疑”的地块，主要集中在通州区、东四环东南郊化工区、北五环外以及南三环和石景山原首钢地区。

在通州区，东方化工厂、日化二厂、造纸七厂位于东六环附近的滨河南路和玉带河东街上，呈现沿河分布的态势，而与大型工厂形成产业链的中小化工厂也分布在附近。

东四环大郊亭和垡头一带，曾被称为北京东南郊化工区，这里曾有北京化工二厂、北京玻璃二厂、北京染料总厂和北京炼焦化学厂等企业。位于王四营乡化工路旁的一个小区，是北京规模较大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建成后可入住7000余户。该小区所在地块上，曾是北京染料厂。

北五环外的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居民区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起的多年间，这里一直是垃圾填埋场。其中，天苑东区曾是处理生活垃圾的区域，西区曾是处理医疗垃圾的区域。

北京南三环，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有一片化工厂、农药厂。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油漆厂、北京助剂二厂、北京制胶厂和北京铜厂等化工企业分布于此。目前，这一地区已经建成了商务写字楼和住宅区。

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曾是有名的“污染大户”。首钢1919年建厂，到2010完成全部搬迁，历时近百年。首钢大院里，曾有第二线材厂、炼钢厂、炼焦厂、钢铁厂、烧结厂、型材厂等企业。如今，首钢搬迁到唐山，原厂址正在建设首钢文化创意产业园。

修复困局

在污染治理责任的认定上，国务院曾做出规定，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而问题是，“棕地”大多数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国有化工企业遗留了土壤污染问题，但如今不少企业已经破产，难以追踪责任人。

于是，“到底谁来承担土地修复资金”，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我国用于修复“棕地”的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或房地产开发商来承担。在房价、地价比较高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开发利润高，可以承担土地修复成本。而在中小城市，政府、百姓对“棕地”认识都不足，同时高额修复费用也无法通过房产开发来补贴。

2012年，北京市环保局透露，真正已经修复的“棕地”只有8块。这意味着，大量存在潜在风险的土地，并没有得到重视。

但这种情况或将好转。2012年至今，随着“棕地”问题不断突出，政府对污染土壤防治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去年11月份，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中国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做出部署。201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提出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等六项任务。

但政府的重视仍然很难让业内人士足够乐观。有土地专家透露，在“棕地”认定上，原则上必须有权威机构出示调查报告，但在实际操作环节又容易出现“猫腻”。

有媒体曾拿到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做的“某新城二期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通过对采集取样分析发现，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标严重，主要污染物多环芳烃致癌性极强。但在最终版本的环评报告上，只字未提土壤污染。更有知情人透露，市场上不乏环评报告作假的案例。

潜规则扰乱“棕地”治理，再一次将问题折射到法律缺失与市场混乱上。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表示，我国还没有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这导致在污染责任认定、土壤修复治理标准、第三方监督等方面都没有详尽的规范。同时，政府在对土壤修复企业的资质认证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了市场混乱，给一些技术不达标、设备简陋的企业提供了参与机会。

中国环境修复网主编高胜达认为，我国土壤修复市场处于起步阶段，“棕地”修复技术比较落后，急需建立土地修复标准，“污染物达到什么程度算是超标，土地修复又要达到什么程度算是达标，这必须有明确的标准。”而当前，企业在污染土壤修复中，大量采用的是异位填埋法和异位燃烧法。异位填埋法是将污染土壤转移到其他地方，而燃烧法成本高，又造成了空气污染。陈能场认为，这种“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