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两会前夕，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理想”节目组记者就当前外交方面的热点问题采访了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罗援先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罗援：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结合才能体现中国的外交战略

　　以前都讲弱国无外交，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弱国了，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现在的GDP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是一个世界强国，但我们起码不是一个弱国，我们要有一个大国的外交风范。那么这种外交风范，以前人有一种误解，就认为我们的外交方针是韬光养晦。这句话，它是不准确的，因为韬光养晦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小平提出来的我们的一个对外方针，而且是一个内部的讲话。那么这个韬光养晦，当时提出来他也是四句话，叫做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所以对这四句话，我们不能把它割裂地来看待，片面地来看待，应该把它全面的来理解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韬光养晦必须和有所作为要合在一块儿，这才叫是我们的一个外交战略。如果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分开，只能是一个谋略，或者说是一种策略，就像我们现在提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你不能把积极和防御两个词组分开，只有把积极和防御组合在一块，才能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所以我们的外交也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儿，综合地看，辨证地看，在某一时期突出某一个重点，那么这时候才能体现我们的外交战略。

　　罗援：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是根据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国情所制定的

　　那么我们的外交战略，现在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不是要有所改变？我说我们的外交战略，实际上我们的外交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来概括我们的外交战略，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我们比较稳定的，具有长远影响的高层次、宏观的这种外交战略还是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那么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呢，是根据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我们特殊的国情所制定的，而且是长期有效的。独立自主就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是为我们的最高考量，就是一切外交活动都是要维护我们国家利益，这是独立自主。我们不为意识形态，不为一些方方面面的干扰所影响，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独立自主。我们自主的来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亏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更要强调我们独立自主，这也是我国主权的一个体现。

　　罗援：中国外交战略要与时俱进 成为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那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和平，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和平发展。我觉得最能体现我们外交政策的就是周恩来总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提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这两个政策文件，我认为他是真正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它体现了，如果说是有一个普世价值，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长久的、恒定的这么一个外交战略。在现在条件下是不是要有一些改变，我说是应该有一些改变。就是我们现在改变是什么呢，在最近这个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就体现了我们大国的这种风范。就是由以前的，由西方国家嘲弄我们说中国是一个NO先生，现在应该变成一个YES先生。

　　就是我们由以前的摇头到现在的点头，那么总的来讲，是我们应该由一个游戏规则的参与者，现在应该变为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我们也要参加国际社会的一些游戏规则的制定。

　　罗援：中国外交要由应对式变为前瞻式

　　另外一个我们就应该由以前的、应对式的外交，变为一种前瞻式的外交。以前我们的外交大部分都是出了一些事以后，我们再被动的应对，而现在呢我们要主动设计一些议题，主动设计一些场景。按照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的目标，我们来主动设计一些前瞻性的外交议题、外交事物。

　　还有一个就是由被动的、应答式的外交，应该变成一个主动的提问式的外交。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比较被动的，出来进行自我解释，那么以后我觉得我们的外交，应该变成一个更加主动的，去向世界发出声音。我们外交要发声，要表达我们中国的观点，我们不仅是去应答，我们还要主动地提问。比如日本现在为什么在悄悄地发展军力，美国为什么要把它的战略重点移向亚太，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也需要对中国，对亚洲人民要作出一个交代，他们也必须要进行军事透明。

　　罗援：军事战略方针不必做大调整 具体做法可适当调整

　　我们总的军事战略方针，我认为不必要做大的调整，我们就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认为这个方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一些现代，根据新形势、新特点，我们具体的一些做法，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比如就是现在国家的利益在不断地拓展，那么我们现在的军事，就应该，我们的军事能力就应该做到国家的利益拓展到什么地方，我们军队就要保护到什么地方。

　　比如去年的利比亚撤侨，我们撤侨就撤出了三万多人，那么维护了国家两百万以上的经济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的军事战略，它的使命，它的任务在不断的拓展。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发生的一些变化。

　　罗援：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战略上防守和战役战术的进攻相结合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能把它理解为只是单纯地防守，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守和战役战术的进攻相结合的，就是把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要相结合。

　　我们要把整体上的防御作战和局部的进攻作战，要把它结合起来，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术上的进攻相结合起来。要做到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这种辨证的统一，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要结合起来，要得到非常好的运用。只有这样呢，才能维护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

　　罗援：防御纵深要不断扩大 安全疆界应该大于自然的地理疆界

　　以前谈到我们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都认为我们的安全疆界和我们自然地理疆界是重合的。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那么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们的利益在向海外拓展，特别是海上战略交通线的安全问题，海上的科学考察和生产的平台的问题，这些海上利益我们都要维护。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删略疆界应该往前前推，就是战略安全的疆界要大于我们讲的一般的传统的自然地理疆界。美国都可以把它的战略前沿推到我们的家门口，提出战略中心移向亚太，要在亚太地区体现它的前沿部署、前沿存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我们的家门口也设置一道防火墙，也设置一道隔离带，要设置一个保护带，这是我们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个题中之意。我们不去占别人国家一寸土地，但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占我们的寸土寸水。

　　罗援：软实力建设缺少战略资源的统筹规划

　　我认为软实力建设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抓硬实力建设，也要抓软实力建设。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软实力建设，存在着五多五少，哪五多五少，第一个叫多直白、少谋略，第二个叫多应对、少前瞻，第三个叫多官腔、少个性，第四个叫多独秀、少争鸣，第五个叫多迎合、少引导。我先来讲第一个，叫多直白、少谋略，中国是一个谋略大国，《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但是现在我们的对外宣传，我们的舆论导向过于直白，那么像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就用一个小球能推动大球这么一种大的战略智慧，大的战略手笔现在比较少见。我们对我们一些战略资源的统筹规划，我觉得不够，这是软实力建设一个非常要命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的软实力建设，他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要有一个顶层的设计。

　　比如某些人在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话，那么这个应该有一个策划，就是谁唱白脸、谁唱红脸。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这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统筹规划。最近我看到外交部部长助理，在外交学院有个讲话，说现在西方社会对我们中国的外交提出批评、提出质疑，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就是我们的外交现在不好讲话了，过于强硬。那么这位外交部的领导同志就讲，他说这是国外对我们的理解，但是我们国内还有很多人在批评我们的外交部过于软弱。那么我觉得他能表达这种声音，也就说是民心可用，把民意也用起来，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外交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有更多的手段可以运用。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叫讲谋略上的运用。

　　罗援：外交举措需要前瞻性的主动设计、主动提问

　　我讲的第二个叫多应对、少前瞻。以前我们的外交举措，大多数都是带有一种应对型的，就是出了事以后我们做出一种被动的反应。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前瞻性的主动设计、主动提问，这是我觉得我们第二个需要改进的地方。

　　罗援：中国外交应该发展多元外交 注重民间外交的运用

　　第三个需要改进的就是以前我们的外交呢，大多数都是一种声音，就是这种多元化的外交，民间外交运用的不够。现在我们的媒体现在也逐渐开始涉足外交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比如我看环球时报登了戴旭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应该投否决票。这是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就说是外交无小事，一般国民很少去能涉足到外交领域，但是现在我们的民众也可以对外交问题建言献策，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进步。我们的外交应该有官方的外交，应该有民众的外交，公共的外交和我们的媒体这方面的外交，把各种资源整合好，运用好，我们的软实力的构造呢，才能更加有利有效。

　　罗援：中国外交在不危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 发出不同的声音

　　第四个需要改进的叫多独秀、少争鸣。现在很多问题呢，就是按一个口径来表态，这是不行的。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学派，各种思想的这种碰撞，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能危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所以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首先是要讲政治，是要讲纪律的。

　　罗援：对外宣传舆论导向要弘扬主旋律 媒体要肩负疏导民意的职责

　　我认为我们在软实力塑造方面呢，最后一个需要改进的问题，就是叫多迎合、少引导。虽然我把它放在最后，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致命的一点。现在我们的对外宣传，我们的舆论导向过多的注重经济效益，什么问题来了，就看怎么吸引眼球，它的排行榜如何、收视率如何，而没有去考虑他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比如，现在对网络上一些青年网友的一些言论，轻易地给戴上一个愤青的帽子，对这个事我是有不同理解的，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只能去引导，而不能去压制。民族主义情绪中相当有一部分，这些青年是血气方刚的，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的，想当年我们老一代革命家参加革命的时候，他们哪一个人不是血气方刚的热情青年。

　　随着整个革命实践经验的积累，他们观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对这些言论，我觉得只能去引导，而不能去压制批判，甚至去讥讽，这就是整个舆论导向的问题。现在媒体上有一些人，在诬蔑、诽谤甚至亵渎我们的英雄，比如拿刘胡兰、董存瑞来说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毛泽东讲帝国主义和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和平演变也不是一个虚幻的语言，是有实际内容的。有些人他在亵渎我们英雄的同时，是在扼杀你的一个民族意志，在扼杀一种民族精神。所以说，虽然只是网上和手机上的一种调侃，但是在谈笑之后，不能不怀疑是有一只黑手，在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在扼杀我们的民族精神，也就是在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我说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从事媒体工作，从事宣传工作、舆论导向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同志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这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