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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奶粉、食用油、洗发水等民生用品纷纷上调价格。其中,雀巢和美赞臣奶粉平均涨价10%;金龙鱼和福临门调整菜油和花生油售价,平均涨幅约8%;日化产品方面,海飞丝、沙宣洗头水价格上调10%-20%。
跑不过刘翔,一定要跑过CPI。这句调侃并不那么容易实现。2月份CPI回落至3.2%,创近20个月来最低,与前期食品价格涨幅下降有关。然而,生活用品涨价也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宏观调控不能掉以轻心。
对于产品因何涨价,商家惯于高举成本上涨大旗。由于没有被归入公共服务范畴,许多商品涨价连“价格听涨会”的过场都不用走,涨价那叫干脆利落。其实呢,相对于水、电、气,难道食用油、奶粉、日化产品就不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吗?
提出上述质疑,不是“怀念”计划经济与僵化定价,而是希望物价主管部门切实履职、对成本与价格进行审慎分析。同时,企业也应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成本上涨依据,证明自身利润的合理性与非暴利。必须指出,这不是行政过度干预市场,也不违反市场经济规则,而是确保市场天平的公正理性,避免信息垄断与不对称,不给不良商家串谋哄抬涨价以可乘之机。
当然,某些资源价格的上涨是国际性的问题,一些企业确实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但是,天下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既然是市场经济,企业显然也要承担市场变化带来的经营风险。企业生存固然需要盈利,但企业没有理由将成本上涨的压力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换言之,面对生产成本上涨,企业与消费者应当合理地分担。这之中,如何公平合理地协调与平衡,考验着市场管理者的智慧。
随着物价的上涨,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劳动者的工资是否也应水涨船高?这种诉求的合理性源于,既然企业能够以成本上涨为由上调产品价格,劳动者同样有理由根据生活成本上涨要求涨工资。可在现实中,不少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却是缓慢的,甚至数年纹丝不动。究其原因,仅凭劳动者一对一地与资方议价,效果往往不佳,时常会遭遇老板“涨薪没门,不愿干走人”的蛮横回应。“只许”产品涨价,“不许”工资联动,加剧了民生之艰。
对此,劳动者的娘家人不能等闲视之,一些地方的工会组织推出的工资集体协商大有可为。实行工资集体协商,一方面有助于从相对全面的角度审视市场,在劳动者的生活成本与企业的经营效益之间进行权衡,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与公正;另一方面,此举可以避免劳动者单独与资方谈判的势单力薄,同时也能够巩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遏制通胀、保障民生是全局性的课题。各地政府还应将物价上涨与低保金上调挂钩,切实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社会更须警惕和避免,企业盈利以牺牲普通劳动者利益为代价。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理当以百姓利益为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