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整治公车私用，广州市公车自去年8月起统一安装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北斗运行半年成效如何？最近官方通报称，全市公务用车行为不断规范，行政成本明显下降。公车装北斗，每月每车平均行驶里程从原来的1769公里降为1265公里。

　　记者算账得出，安装北斗后，广州党政机关8360辆公车每月少跑400多万公里。媒体此前还报道了黄埔区公车费用下降了四分之一。有数据说话，成绩不容抹杀。用官方的说法，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此，我们不难体会相关部门收获“战果”后的喜悦。

　　公务用车背后的“车轮腐败”问题，已为公众深恶痛绝，对此，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招整治。利用高科技手段定位监控，短期来看，似乎立竿见影，行之有效。但放之长远，效果如何，或者能否从根本上遏制公车腐败，还待观察。

　　最简单的问题是：公车安装北斗，谁来监督？对违规者如何问责？问责能否确保到位并持之以恒？倘若这些问题都由纪检、监察部门一手操办，最终难免落入内部监管“左手打右手”的窠臼。在常人眼里，监督与被监督者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因而对“兄弟单位、同事同行”间违规行为的处理，恐怕就有着更多的“灵活”空间。

　　当然，这并非否定北斗之于公车治理的价值，而是说，这种技术手段终究不是治本之策。从理论上说，公车治理的关键有两点：一是信息、监督机制要公开透明，公车使用必须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公车与私车在外观上应有标志性的区别，不能公私混淆，这样才能让公车腐败无所遁形；二是在此基础上，提高公车腐败的风险成本，对违规者予以严厉处置。

　　然在现实中，这两点却阻力重重，其原因就在于上述两点的核心指向了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这也正是公务车改革虽已8年但效果并不理想的症结所在。社会监督缺位，仅仅依赖内部监督的公车整治，就如一条腿走路，能行多远，是需要打个问号的。

　　摘编自《羊城晚报》3月9日文/苗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