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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汪成荣的两名运动员在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中残联奖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汪不同意。而后，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华西都市报)
奖金是奖给教练员，还是奖给体工大队，其实并不复杂。首先，汪成荣训练运动员并参加残奥会，且所训练运动员也并非青海体工一大队所选拔；其次，奖金性质也相当清楚，即对当年残奥会比赛有成绩的教练个人奖励，中残联将资金打到汪个人账户上，并非偶然。
并不复杂的权属问题，却引发集体与个体的纠纷，看似可笑，却饱含着深层次问题。事实上，教练与运动员之间、运动队与运动员之间就奖金的纠纷，在体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些问题的产生，乍一看是内部缺少清晰的利益分配制度和监管机制，出了成绩前大家都是“君子”，出了成绩后却都成了“小人”。
问题是，利益分配制度好建立，但内部利益关系却难调节。首先，体育出成绩并非只是运动员、教练员共有的功劳，终究是体育资源配置的最终结果。运动员训练与成长相关的物质、智力等方面的“投资”，都是集体“投入”。而教练员带队伍的成绩及个人成长，靠的也是“集体”支撑。
其次，在体育商业化、市场化，甚至职业化的大趋势下，成绩蕴含的利益被显现出来，与成绩相关的奖励、比赛奖金、赞助，甚至广告代言，使得运动员作用显性化，从而出现了运动员、教练、运动队梯级的格局。利益分配与投入倒挂的矛盾，使得奖金纠纷、大牌现象、选材贿赂等乱象得以产生。
百万奖金背后其实是体制之困。青海体工一大队一直强调汪成荣是体工一大队的人，残奥会获得好成绩，就好比自己的品牌贴到别人的产品上，卖了好价钱那样，资源还是自己提供的。尽管有强词夺理之嫌，却不乏追溯“集体资产”收益的初衷。
体育商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是挡不住的趋势，这必然要求体育资源逐步从国有一家独大的框架内走出来，推动基础设施、训练培训的市场化，用市场化无形之手来调节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格局。惟其如此，此类“所奖”与“所属”之间的纠纷，才能不治自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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