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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1月7日电(记者李惊亚)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镇卫生院的病房里,40岁的空桐村三组村民龙昌桥守护着生病的妻子,他说:“过去同样的病住7、8天院,要花四五百元,这次我先交了200元,到现在还没用完,药价比过去明显降了。”
“据测算,乡镇级卫生院药品收入占总业务收入的31%。”松桃县卫生局局长冉启江说,在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县里,农民绝大多数就近看病,乡镇、村两级门诊占了全县门诊总人次的60%,而长久以来,基层医疗机构赖以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药补医。
社会舆论广泛认为,以药补医机制推动了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造成了药品滥用,扭曲了医务人员行为,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在5日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当前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性弊病便是以药补医问题。
2009年,新医改方案明确,国家将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政策,逐步扭转“以药补医”现象。
此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启动实施,有关部门制定基本药物目录,以省为单位统一招标采购,配送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
经过几年努力,基药在基层得到有效推广,同时,不少地方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使得基药制度深入延伸到村,老百姓得到方便和实惠。
陈竺说,“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国家将努力创造条件,进一步落实取消以药补医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医保补偿作用,稳步推进价格改革,争取早日稳妥有序地革除以药补医弊端。
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药品价格管理经历了从全部管制到基本放开,再到逐步加强管制的过程,许多药品在放开过程中价格大幅度上涨,药品定价“水分多”、流通环节“雁过拔毛”,价格虚高及各环节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改革以药补医势必触及医疗卫生单位的现实利益,实际推进的过程必定相当艰难。
“按照全成本核算,大多数的公立医院处于亏损状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骆旭东说,医院运行要较多经费,而政府拿不出多的钱,老百姓又想少花钱,造成了以药补医“痼疾”难除,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冉启江也表示,松桃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后,乡镇和县里要通过网络及时掌握村卫生室用药、新农合报销等情况,信息化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探索医药分开非常好,但要抓到核心点,即‘利益’二字。”医改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认为,把药的利益和医生利益分开了,才是真正的医药分开。
据了解,卫生部将落实取消以药补医相关政策,今年在300个试点县先行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继续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普遍开展门诊统筹,开展对口支援和帮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卫生服务和患者支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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