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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贵阳1月7日电（记者李惊亚）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盘信镇卫生院的病房里，40岁的空桐村三组村民龙昌桥守护着生病的妻子，他说：“过去同样的病住7、8天院，要花4、500元，这次我先交了200元，到现在还没用完，药价比过去明显降了。”
“据测算，乡镇级卫生院药品收入占总业务收入的31％。”松桃县卫生局局长冉启江说，在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县里，农民绝大多数就近看病，乡镇、村两级门诊占了全县门诊总人次的60％，而长久以来，基层医疗机构赖以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药补医。
中国社会舆论广泛认为，以药补医机制推动了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造成了药品滥用，扭曲了医务人员行为，是导致“看病贵”的重要原因。在5日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当前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性弊病便是以药补医问题。
2009年，中国新医改方案明确，国家将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完善公立医院经济补偿政策，逐步扭转“以药补医”现象。
此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启动实施，有关部门制定基本药物目录，以省为单位统一招标采购，配送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
经过几年努力，基药在基层得到有效推广，同时，不少地方对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管理，使得基药制度深入延伸到村，老百姓得到方便和实惠。
陈竺说，“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中国将努力创造条件，进一步落实取消以药补医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医保补偿作用，稳步推进价格改革，争取早日稳妥有序地革除以药补医弊端。
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药品价格管理经历了从全部管制到基本放开，再到逐步加强管制的过程，许多药品在放开过程中价格大幅度上涨，药品定价“水分多”、流通环节“雁过拔毛”，价格虚高及各环节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改革以药补医势必触及医疗卫生单位的现实利益，实际推进的过程必定相当艰难。
“按照全成本核算，大多数的公立医院处于亏损状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骆旭东说，医院运行要较多经费，而政府拿不出多的钱，老百姓又想少花钱，造成了以药补医“痼疾”难除，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冉启江也表示，松桃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后，乡镇和县里要通过网络及时掌握村卫生室用药、新农合报销等情况，信息化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探索医药分开非常好，但要抓到核心点，即‘利益’二字。”医改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认为，把药的利益和医生利益分开了，才是真正的医药分开。
据了解，卫生部将落实取消以药补医相关政策，今年在300个试点县先行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同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继续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普遍开展门诊统筹，开展对口支援和帮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卫生服务和患者支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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