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网，转引自：《广州日报》，作者：李明波，原题：《“廉洁先生”难逃贪腐噩梦》

“卢武铉最终选择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卷入了受贿丑闻。”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魏志江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政商抱合”所造成的贪腐噩梦一直困扰着韩国，即使卢武铉这位一直标榜“廉洁”总统，最终也未能逃脱贪腐噩梦。

这起政治献金案只是韩国“政商抱合”的冰山一角。韩国政客与财阀“政商抱合”的现象可以追溯到朴正熙执政时期，政府的家长制作风迫使企业必须通过“进贡”的方式来获取发展机会。久而久之，出钱向政府“购买”特权，尤其是贷款就成了多数韩国财团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资本市场不完善政府长期干预经济

由于韩国资本市场并不完善，韩国大财团主要依靠政府政策优惠和政府背景的银行贷款，所以，造成了韩国政商勾结的痼疾。韩国三星、现代、LG、SK以及乐天等五大财团从八十年代以来，就经常卷入全斗焕、卢泰愚以及2005年发生的卢武铉总统时期的政治献金丑闻。

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的魏志江副教授告诉记者，韩国家族企业尤其是大财团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直丑闻不断，既有其自身经济结构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政府长期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干预政策，政府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各种税收、金融优惠以及各种政府补贴措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以及电子、信息产业等。

政商抱合体制创造经济奇迹

魏志江认为，韩国这种的特殊体制也曾创造了韩国经济腾飞的奇迹。韩国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经济的腾飞和“汉江奇迹”，很大功劳应该归功于政商抱合；但另一方面，也养成了大财团企业长期依赖政府政策扶持，忽视了其本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尤其是技术创新，为了维持经济的规模效应，不得不向政府掌控的金融机构大量贷款，实行负债经营，从而导致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1961年，韩国还处在朴正熙军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军事领导人认为，企业界的支持对实现韩国经济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朴正熙政府开始实施倾向财团的经济政策，如出口补贴、贷款优惠和贷款担保等政策，财团经济很快渗透到从造船到半导体的各行各业，且逐渐发展壮大。

政府官员偏好决定企业前途

不过，当时军政府扶植哪家企业，不扶植哪家企业，往往取决于政府和官员的偏好。据说朴正熙执政时期，经常召开大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联席会议，朴正熙认为什么项目有发展前途，就会直接当场指定某家银行提供贷款。因此，为了从政客那里获得可靠迅速的信息、从高级官僚那里得到有利的政策和进入重要行业的商业机会，财团只好尽力保持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作为回报，财团向政府和各个政党提供回扣和其他形式的金钱，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献金。

为了维持庞大的家族式经营体制，韩国大财团的发展，无疑必须与政府利益纠葛在一起，并通过向朝野政党秘密提供政治献金、以种种手段非法避税、转移资金甚至直接参与总统竞选，以保障其家族企业的利益。从此种意义上来说，连绵不断的丑闻，似乎成为韩国家族企业的宿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国家族企业的弊病和丑闻，只有持续不断地通过经济、政治、法律以及道德层面等多方面的建设和完善，才能较为彻底地根除。因此，经过多年反腐败运动和政治改革之后，上世纪60~90年代军政府统治时期的遗留物——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影响着今天的韩国政治经济体系。

不论是金泳三，还是金大中、卢武铉政府，都曾经发誓要整顿政商勾结的“韩国病”，尤其是卢武铉总统在任时，对现代财团总裁郑周永加以拘捕判刑，但韩国大财团的政商勾结、逃税漏税、非法转移资金等腐败丑闻仍然接连不断。此外，韩国大财团丑闻不断也与韩国有关法制不健全有关。由于韩国财产继承税过多且数额庞大，大企业在转换经营权时，要缴纳庞大的继承税，中小企业更是不堪重负，故企业往往通过各种非法途径逃税。

警示腐败是全世界的难题

卢武铉之死凸显了韩国政商勾结的顽疾，而政商勾结也正是1998年韩国陷入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卢武铉之死并不仅仅警示韩国的民主制度存在弊端。对世界各国来说，尽管政治制度不同，如何治理腐败都是一个普遍难题。腐败的存在源于人性的贪婪。

从华尔街巨头的无耻高薪到英国最近的骗补门丑闻，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在民主制度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不能将腐败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