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5期，作者：邱桂荣，原题：《捷共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古·胡萨克》

1987年11月，捷共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将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他的访问必将对中捷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主要领导人

1913生1月10日，胡萨克出生在布拉迪斯拉发市近郊一个斯洛伐克族的工人家庭里。1929年，年仅16岁的胡萨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投身于青年运动的洪流中，后来成为斯洛伐克青年反法西斯联盟的创始人之一。1933年，胡萨克考取了布拉迪斯拉发考门斯基大学法律系，并于同年加入了捷共。他一边学习，一边在青年和进步刊物中进行党的工作，经常动手为党刊撰写文章。大学毕业后，胡萨克先后担任了斯洛伐克大学生协会副主席和捷苏经济与文化联络协会秘书。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胡萨克积极参加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出版发行党的刊物，在劳动群众中建立秘密抵抗小组。为此，他经常遭到追捕，多次坐牢。1943年夏天，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党的组织机构，胡萨克与什密特卡和诺沃麦斯基一起建立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五届地下中央委员会。同年12月，胡萨克又根据斯共中央的决定，着手筹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以便联合起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提出了用武装起义推翻法西斯政治制度、恢复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统一的、人民的、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战斗纲领。胡萨克是制订这一纲领的倡导者和主要执笔人之一。在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行动纲领的指导下，1944年8月29日，斯洛伐克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民族起义。胡萨克作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副主席参加并领导了这次起义。该地区的爱国者与捷克和苏联的游击队员，以及欧洲许多其它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参加者并肩作战，粉碎了希特勒纳粹分子把斯洛伐克变成他们反动堡垒的企图，由此加速了法西斯德国的彻底崩溃。这次起义就其规模来讲是欧洲抵抗运动史上最大的起义之一，它同1945年5月捷克人民的起义一样是民族解放斗争的最高峰，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胡萨克本人来讲，这次起义同样也是他个人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起义结束后，胡萨克旋即当选为斯共中央副主席，几个月后又升任主席。1945年1月，胡萨克到莫斯科向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在国外的领导人报告了国内情况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并共同讨论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国家体制和共产党的活动等问题。同年3月，胡萨克又率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团参加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个联合政府纲领。1946年8月，胡萨克出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成为该地区战后第一任领导人。1948年捷共和斯共在组织上正式合并。胡萨克在1949年5月召开的捷共九大上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

在蒙冤的日子里

—经过近二十年同国内外敌人浴血奋战之后，当胡萨克同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懂憬美好的未来时，一场厄运却降临到他的头上。1948年6月以后。共产国际同南斯拉夫的冲突日趋尖锐化，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者在苏联的重压下，纷纷清除自己队伍中的“铁托分子”。捷克斯洛伐克自然也不例外。1949年10月，捷克外长兼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克列曼蒂斯（斯洛伐克族）因犯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受到审查，并于1952年连同其他九人被处决。由于这个案子涉及到了一批斯洛伐克籍的知识分子，所以1950年便在斯洛伐克发生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案件”。胡萨克因为在历史上同克列曼蒂斯一样都曾对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持不同看法，以及一直主张捷克斯洛伐克实行联邦制等问题，也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者义，其罪状是对抗党中央，阴谋分裂党、分裂共和国。

案件发生后，胡萨克被解除了党内外最高职务，降任斯共中央农业部长，听候审查和接受批判。后来逐步升级，1951年2月胡萨克被逮捕，同时被开除党籍。1954年4月此案审理结束时，胡萨克被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的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服刑期间，他又多次上书，要求当局对他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以正视听。但他的申诉如同石沉大海，回答他的只是年复一年的铁窗生活……1960年5月，胡萨克终因大赦而获释放。出狱后，他被安置在布拉迪斯拉发市建筑公司当工人。在胡萨克蒙冤受审期间，斯洛伐克的党员和群众多次要求中央为他平反昭雪。1962年捷共十二大上，斯洛伐克的代表力主成立专案小组，以调查当年审讯经过，然后向代表大会报告审讯是否合法。这个提案最后被大会通过。根据核查的结果，1963年4片正式宣布对胡萨克的审判是非法的，并于同年12月在法律上为他恢复了名誉，同时恢复了党籍。随后调换了胡萨克的工作，安排他到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听从事研究1工作。在这里，胡萨克于1964年完成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见证》一书。该书在追述当年起义的同时，授引了大量材料对审讯时强加给他的罪名（当时还曾指责他根本没有参加这次起义）进行了反驳。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被译成多种文字。1966年，他又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法学副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