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出卖同志成为疑点

问题在于，以上只是昂纳克“自说自话”。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德国小报和流行杂志上便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昂纳克暗中出卖了鲍姆和福多罗娃等人！

不过，类似传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缺乏有力佐证。当时发现的一些卷宗显示，昂纳克在接受审讯时做了交代，但没多少实际价值。他吐露出的名字，都是他认为肯定已经身在国外的同志。另外，他承认布鲁诺·鲍姆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柏林小组的负责人，可盖世太保早就掌握了这项情报。当然，或许是出于避嫌的考虑，昂纳克在《我的经历》中并未提过这些情况。

至于他有没有出卖捷克来的交通员福多罗娃，就有些复杂了。盖世太保原本对福多罗娃一无所知，他们很想弄清楚，这个女人究竟是不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卷入了这起事件？

有人曾引用二战后公布的一份审讯记录指出：1936年5月，昂纳克表示，“我认为福多罗娃是党内的同志，她为完成信使的任务来到柏林，我猜她应该知道箱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如果单从这份记录来看，确实可以怀疑，昂纳克出卖了福多罗娃。

奇怪的是，1937年7月，经办此案的柏林“人民法庭”却在判决书中如此认定：福多罗娃事先并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什么，她是在把箱子带到柏林后才得知真相的，还对昂纳克说自己感到很害怕。后者则安慰她“不会有事的”。

为何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一种解释是，两者或许都是真的——昂纳克在接受审讯时的确透露了福多罗娃的身份，在法庭陈述时又予以否认，且被法庭采纳。关于后一方面情况，昂纳克在自传中也有涉及，“我在证词中说，福多罗娃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1992年3月，已经移民以色列的福多罗娃也为德国《超级》画刊专门撰写回忆文章，为昂纳克辩护，“我于1935年被捕入狱，随后与布鲁诺·鲍姆、埃里希·昂纳克等人一道出庭受审。后因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多亏昂纳克为我提供了有利的证词……”

被指向纳粹求情

倘若只看上述这些旧材料，昂纳克似乎称得上是一位坚贞不屈的战士。但是现在，随着“斯塔西”掌门人米尔克收集的秘密档案重见天日，事情重新变得扑朔迷离。

这些档案称，昂纳克在受审期间“主动交代了相当广泛的内容，牵连了其他被捕的同志”。

更有甚者，在被判入狱两年之后，昂纳克还请求父亲为他呼吁赦免。老昂纳克亲自向纳粹政权写信，声称他的儿子已经“永久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不过被当局驳回。

1942年，昂纳克再次要求父亲为他“活动活动”，于是，老昂纳克又找到纳粹官员，声称儿子已经做好了“成为元首的战士，到前线服役”的准备。

关押昂纳克的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的典狱长对老昂纳克的说法信以为真，在给上级的信中写道：“在我的印象中，昂纳克是个诚实而严谨的人。他说，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理想目前已经实现，现在别无他愿，只要求到前线服役，以证明自己的内心确实发生了转变。”

这番言辞不可谓不恳切，但信投出后依然石沉大海。就这样，昂纳克一直在监狱里呆到1945年纳粹垮台才获得自由，此后便跻身东德政坛并官运亨通：1956年，他在莫斯科培训期间聆听了赫鲁晓夫关于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61年8月，柏林墙建立，他是决策者和组织者；1976年，他又当选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成为东德领导人。

一代强人晚景凄凉

不过，无论当年在纳粹的监狱中究竟做了什么，贵为一国之首，昂纳克大概未曾料到，居然会有“内部人士”悄悄整他的“黑材料”。

据称，米尔克长期把这些材料锁在一个红色的人造革箱子里，然后把箱子藏在斯塔西总部大楼的保险柜中。这样做的风险极大，因为在当时的东德，保有国家领导人的秘密材料会被视为叛国。

1989年10月17日，面对风雨飘摇的国内外形势，昂纳克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开会。此前一直隐忍不发的米尔克觉得时机已到，突然发难，宣称昂纳克必须对当下的危机负责。他甚至威胁说，若昂纳克不辞职，他就抖出这些秘密材料，让昂纳克声名扫地。第二天，昂纳克宣布辞职，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贡·克伦茨接替了他的职位。

两德重归统一后，米尔克曾多次被人问起那个红色箱子的事情。每次他总是说，搜集那一箱子材料只是为了“自保”，直到2000年去世。

另一方面，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昂纳克也曾被短暂关押。1991年3月，他和妻子玛格特前往莫斯科。苏联“8·19”事件后，夫妇俩又流亡智利。1992年7月29日，昂纳克因“命令开枪射击翻越柏林墙的逃亡者”而被遣返德国接受审判。只是由于此时他已身患肝癌，健康状况很差，审判于1993年被德国宪法法院搁置。当年1月，昂纳克返回南美，与妻子儿女团聚。仅仅一年后的5月29日，81岁的他便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永远告别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