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网，转引自：《世纪风采》，作者：刘向上，原题：《新中国第一部禁片：电影<武训传>拍摄和被禁的内幕》

1950年底，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公映。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之后，针对这部电影竟掀起一场全国性大批判，该影片随之被禁止上映，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掀起的对文化作品的大批判。孙瑜作为《武训传》的编导，亲历了《武训传》拍摄和被禁的前前后后……

一

1944年夏，孙瑜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一天，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送给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他希望孙瑜有机会时能够把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今山东冠县）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他出身贫寒，青年时因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免受有钱人的欺压，过上好日子。武训经过30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在他50岁以后陆续办起了3所义学，而他自己仍然乞讨度日，直至死去。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清末山东巡抚张曜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武训死后，其事迹“宣付史馆”，被尊为“义乞”、“乞圣”。

孙瑜怀着很大的兴趣细读了《武训先生画传》，深深地为武训“行乞兴学”的独特事迹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1945年孙瑜赴美国时，身边还带着《武训先生画传》和初拟的简单《剧情梗概》。1947年秋天，孙瑜在回国的旅途中，拿出笔记簿来，开始写了一部分的“分场剧情”。剧中的一些主要角色（包括艺术加工虚构的）也逐渐在孙瑜的头脑中形象化了。

回国后不久，孙瑜就决心筹摄《武训传》。1948年1月初，孙瑜在南京赶写“分场剧本”，1月底就写成简单的电影文学剧本。

这个《武训传》分场剧本，描写武训自幼穷苦，乞讨为生，他羡慕村里有钱人的孩子入私塾念书，有一次，他壮起胆子走进一个学堂里，跪着请求收他念书，但是，老塾师见乞丐进门，认为“有辱斯文”，一顿戒尺和呵责把小武训赶了出去。武训不能念书，后来到张举人家帮佣，言明每年工钱6000文铜钱。武训帮工3年，等他要求支钱回家看望生病的伯母时，张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拿出假账簿，说他钱已支用完毕，武训不服，被一顿毒打赶了出来。经过这些教训，武训懂得了穷人不识字的苦，决心兴办义学，要让穷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不受欺侮。于是，武训做短工、讨饭，敲铜瓢卖唱要钱，集资办学。他一生到处奔波行乞，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最终办成了几处对穷孩子进行免费教育的义学……

电影分场剧本着重刻画了武训一生的苦行，主调完全是歌颂性的，歌颂了武训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伟大精神。

《武训传》分场剧本写完打印后，孙瑜寄了十几份给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交郑君里分送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沈浮、赵丹等人。赵丹曾在医院里阅读过《武训先生画传》，他见清朝的山东同乡武训（赵丹也是山东人）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曾感动得痛哭流涕。后来孙瑜在上海约他合作主演，他立刻接受了。

孙瑜很想能在昆仑公司拍摄这部影片，并于1949年2月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昆仑”正在赶摄《三毛流浪记》和积极筹摄赵丹、吴茵合演的《乌鸦与麻雀》，电影《武训传》暂难排上拍摄日程。

二

1949年6月20日，孙瑜在解放后的上海接到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通知。在北京，几千位来自全国的文艺战士云集一堂，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欢迎辞，听取了周恩来长达4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讲话。在每天的文艺晚会上，孙瑜和其他艺术工作者愉快地欣赏了老解放区艺术家们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情和蓬勃朝气的歌舞、戏剧的演出。

一天晚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成立后的盛大晚宴上，周恩来和茅盾、郭沫若都参加了。孙瑜从老远处挤到周恩来跟前，颇为唐突地告诉站着的周恩来，他准备拍摄电影《武训传》，并请教总理对武训的看法，周恩来略为思索，告诉孙瑜，他听说武训年老时一共办成了3个“义学”，但后来这些“义学”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在当时参加晚宴的一些同志都想和总理说话的情形下，周恩来不可能再和孙瑜多谈。但他的寥寥数语，已给了孙瑜很大的启发。

1949年12月，昆仑影业公司把《武训传》推上拍摄日程。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其他剧组人员多次讨论研究《武训传》的问题。大家感到，武训立志终生艰苦修“义学”，为了使穷孩子们也能写写算算，不再吃不识字的苦，其志可嘉，精神可贵；但“兴学”绝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地位，应该在电影里加以评述（当年一度曾有人建议改电影的名为《武训评传》）。于是，孙瑜决定修改《武训传》剧本。

孙瑜原来写的《武训传》剧本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所谓“正剧”。大家感到，武训兴办“义学”可以作为一部兴学失败了的悲剧来写，而武训本人到老来也发现和感到他自己失败的痛苦，才能成为一个大的悲剧。这些修改意见，孙瑜都一一接受。孙瑜认为，封建统治者不准穷人念书，但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那一种“悲剧性的反抗”，能揭露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阴险刻毒，也是对《武训传》剧本的修改和提高。同时，虽然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上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写了武训为穷孩子们终生艰苦兴学劳而无功，可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的。于是孙瑜在昆仑公司昼夜赶写，很快地修改了剧情和写好了分镜头本。

1950年1月初的一个晚上，昆仑影业公司请了当时负责上海电影事业的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3位领导来到公司，由孙瑜口头把修改后的《武训传》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场次细讲了一遍，赵丹作了补充发言。夏衍等人听完介绍之后，建议孙瑜把电影的开场和结尾再做一次修改，原来的开场戏是以一个“老布皈”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故事，改为由解放后的一个“女教师”在武训诞生111周年纪念会时，对几个小学生讲武训兴学的故事；在片尾还是由解放后的那位“女教师”做出结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这样，剧本当晚就被夏衍等领导口头通过，决定继续拍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