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入皇库偷取《田中奏折》

张学良获知后，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

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接到任务后，马上给在日本开设“蔡丰源贸易行”的东北办事人员蔡智堪写了一封信，夹在点心中寄往日本。信中说：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是王家桢的号。

接到指令的蔡智堪深知这是日本的最高机密，不会轻易拿到。他反复考虑，决定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拿到田中奏折。

蔡智堪与日本前内务大臣、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及元老派内大臣牧野伸显等人是多年的老朋友。在一次酒宴上，他劝说床次，民政党想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武力占领东北的阴谋，这样国内外都会向田中内阁施压。蔡智堪的建议得到床次与民政党元老们的一致认同。床次告诉蔡智堪：“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诸国际，牧野将安排你去抄写奏章。”蔡智堪立即把这要求秘密函告王家桢。

几天后，王家桢以“王川”名义电汇五千元，并函电：“病床费五千元奉返。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病床费”指接待床次等人的招待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指将奏章公诸于世，利用欧美舆论来打压和牵制田中。牧野看到电报当即命令其妻弟山下勇，约妥皇室书库官，布置蔡智堪夜入皇室书库，抄取田中奏章。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蔡智堪扮作补册工人，携带牧野拿来的金盾形“皇室临时通行牌”（号码72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田中奏章用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制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历时两夜，抄写完毕。

蔡智堪随后致电王家桢：“我务既果，明去赔罪。”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底里面，前往沈阳，交给王家桢。王立即亲自送达张学良将军。

日本否认指“中国伪造”

张学良获此奏章后，令王家桢立即翻译成中文。由于是匆忙之中描摹，错误之处很多。精通日文的王家桢将原稿和译稿逐字逐行修改完善后交给张学良。张学良叮嘱王家桢，按照绝密文件的处理方式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宣纸印刷了200册中译本，呈送南京国民政府4本，116本分发给东北高级官员，其余留在大帅府。

时任国民外交协会执委会主席的阎宝航从王家桢处获得此奏章，震惊之余，如获至宝。1929年10月底，太平洋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担任此次会议筹备会主任的阎宝航征得张学良及国民政府同意，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印出200份发给英、美、加等与会代表。此奏折如重磅炸弹一般在会场内外炸开，全场哗然。就这样，《田中奏折》经阎宝航之手公诸于世。

国民政府随后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月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发表。

《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同时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蔡智堪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定居。1955年9月29日，68岁的蔡智堪在台湾病逝，国民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由蒋介石颁发嘉奖令。

1932年，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仍是百般抵赖、拒不承认。曾参加东方会议的吉田茂在战后接受调查时也声称《田中奏折》系中国方面伪造。然而，事实上正如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所说：“《田中奏折》出现以后，东亚方面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件采取的行动，恰是以《田中奏折》作为蓝本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按照《田中奏折》中的计划逐步实施的，岁月和事实证明了一切。

强敌面前翻印者勇敢署名

此书翻印者为唤醒民众自助救亡，特意在书的封面上清晰地印上“田中此书，神人共愤。但愿爱国同胞，阅后翻印，广为传播。最低限度，亦应读完全文，将原书转赠亲友。倘能照此去做，定卜多子多孙，福寿绵绵。否则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勿谓国之兴亡，毋预匹夫事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书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由爱国人士集资印刷，在书的后面清晰地印有翻印《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集资徵信录。从助印3000本的南市通商银行同仁、助印2200本的实学通艺馆及助印1000本的周紫珊、刘蒋何到助印10本的胡翼天等近200人及10余家工厂、商号名单，按照助印册数由多至少一一分类附列在书后，前后占据了5页篇幅。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危险时刻，这些爱国人士不顾个人安危，公然将自己的名字和商号印在书上，这种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出资行善，更体现了一种凛然正气和勇敢无畏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