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措施

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至1932年危机得到控制并出现景气苗头，日本经历了滨口雄幸、若櫬礼次郎、犬养毅三届内阁，从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措施看，大体上可分为“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两个阶段。

1929年7月成立的滨口雄幸内阁推行两大政策，即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协调外交”政策和井上准之助藏相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井上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尽早实现落后于西方各国的黄金解禁，即恢复金本位制，⑦使日本经济回到国际经济的正常轨道上来。

井上人阁之后，立即着手黄金解禁的准备，其准备工作之一是为维护因投机而急剧暴跌的外汇行情补充外汇储备。政府命令横滨的正金银行购买出口票据，再由政府和日本银行将票据秘密地认购下来，至1929年末，外汇储备恢复到2．5亿日元。第二项准备工作是为防止黄金外流，设置了对日贷款和由日本银行处理民间存款的硬性规定。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29年11月21日，发布了日本将于翌年1月11日起实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命令。开始井上财政政策的基本构想是：如果日本的物价在国际上比较高的情况得到纠正，日本就会开辟通往“真正繁荣”的道路，他认为黄金解禁将使外汇行情趋于正常，通货收缩将会使物价下降。然而，大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的物价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价并未得到多大纠正，他也没有料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金本位制重新瓦解的趋势，黄金解禁和紧缩财政带来的经济萧条，再加上突如其来的大危机，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紧缩财政进一步抑制了社会需求，“产业合理化”政策使失业队伍进一步扩大，黄金解禁后汇率上升带来的物价下降，使危机时期已经出现暴跌的物价进一步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丁商业者、工人、及广大工薪阶层遭受沉重打击，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来就差、建立在落后经济结构上的农村经济和农民。“农村的穷困”，作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凸显出来。

1931年4月，在滨口首相及内阁遭到恐怖袭击后，成立了第二次若櫬礼次郎内阁。这届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推行所谓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日本企业的素质，尤其是用排出国内过分竞争的办法来加强国际竞争能力。同时，还依靠政府行为，在企业界大力推广组建卡特尔，并为加强其活动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中小企业组成的卡特尔也制定了“工业组合法”，根据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大型企业合并。在大危机时期推行的产业合理化政策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通过推行这一政策，企业裁员增加，工人工资降低，劳动强度提高，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被指责为“日本式的产业合理化”。①据日本官方统计，至1932年，失业和半失业者高达300万人，广大工人阶级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英国再次放弃金本位制，使币原外交和井上财政政策宣告破产，第二届若櫬内阁也自动垮台。继而成立了犬养毅内阁，启用高桥是清为藏相。高桥在就任当天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终止井上财政政策，断然废止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连同后来实行的停止兑换黄金措施一起，使日本进入了所谓的“管理通货制度”时代。宣布禁止黄金出口后，国内物价持续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这种对内保持垄断性高物价、对外采用日元贬值的办法扩大出口的政策，在国际贸易中叫做“倾销”。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额从1931年的11．5亿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亿日元。②日本这种倾销政策的实质，是依靠加重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来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这必然要激化国内外矛盾。在世界各国的反对声中，日本的出口贸易从1935年起出现呆滞。另一方面，高桥在中国东北战火蔓延、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五·一五事件”①发生的情况下，不得已发行赤字公债，以弥补膨胀的财政开支和庞大的财政预算。

高桥是清后来被美国学者称赞为走在罗斯福新政前面的凯恩斯财政金融政策的先驱。他以低汇率为武器增加出口，使经济景气在其任藏相时期得到了恢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也无可否认高桥的财政政策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对日本经济走上军事通货膨胀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在1934年冈田启介内阁初期，高桥曾推荐藤井真信为藏相，试图抑制包括军费在内的预算膨胀，怎奈自己的财政政策养虎遗患、自酿苦果，成为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牺牲品。②代表日本大危机时期两条截然不同财政路线的井上准之助（1932年2月被杀）和高桥是清两位藏相，均牺牲于右翼的恐怖活动。

长期以来，日本统治者和某些学者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偶发事件或军部右翼分子的独断行为，这显然是为其侵略行为进行粉饰。以明治天皇“布国威于四方”为中心的扩张主义、以“脱亚人欧”为中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以新旧财阀为中心的垄断资本主义，这三者经过长期混合发酵终于酿成了赤裸裸的对外军事扩张战略。在世界经济大危机面前，这一扩张战略在日本政界、财界、军界甚至被舆论左右的国民之间形成共识，即通过对外扩张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其具体主张或急或缓、或柔或刚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才是发生“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

1931年8月3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给陆军大臣的信中说：“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③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归根到底，除非积极地夺取并扩大国外市场，并同时通过对外发动战争来缓和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之外，是不能彻底地消除经济危机的。

中国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之后，主张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业已期满的中日通商条约，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本的对中贸易遭受沉重打击。张学良易帜后加强了抗日和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并加速了旨在包围“满铁”的铁路网建设。严禁向日本人出卖土地，实际上是否认了土地商租权。而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对外投资的70％是在“满洲”，这里是煤、铁重工业原料和日本农用肥料豆饼的供应地，同时也是日本纺织品的巨大出口市场。在军事上，中国的东北既是对抗北方苏联的据点，也是干预中国民族革命并进一步向南扩张的基地。日本对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取得的对于“关东州”的租借权、满铁经营权、满铁附属地区行政权、军队驻扎权、满铁并行线路禁止权、铁路借款权、矿山开采权、土地商租权等向来视为禁脔，不容染指。

满铁公司是日本“满蒙特殊利益”的龙头，它对中国的投资占日本对中国投资总额的40％，占日本对中国东北投资总额的63％。①然而，中国方面正在筹建一条与满铁并行、联结葫芦岛的铁路线，这将对满铁的利益构成直接威胁。恰在此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满洲”。大豆、豆油和豆饼这三种“满洲”特产是与国际市场有密且联系的国际商品，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德国油脂业减少了对大豆和豆油的进口，日本由于农村的贫困化也减少了对豆饼的需求，三种产品价格暴跌使东北农村陷于贫困，同时也就意味着堵塞了日本纺织品的销路。另外，银价的暴跌使中国铁路由于用白银结算运费而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使满铁的运营收入源源不断地流人运费越来越低的中国铁路。更有甚者，如果葫芦岛港建成，大豆和煤炭的运输对满铁更加不利，旅顺、大连也将出现萧条，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扩大海外市场的美梦就会破灭，“九·一八事变”正是在日本各界这种危机感的迫使下发生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是其长期的对外扩张战略，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国际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一种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的重大举措。

三、对昭和经济危机的解读及对今日的启示

首先，日本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当危机首先发生在美国这一环节时，雄起于东北亚的日本不可能屏蔽来势凶猛的危机传导力，卷入危机的漩涡不可避免。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时期的殖产兴业，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了早期工业化的国家。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初步确立了它在东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又大发战争财，实现了战争繁荣和战后繁荣，使其资本主义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不仅如此，日本国土的狭小和资源的贫乏与垄断资本主义日益膨胀的市场需求严重失衡，这就决定了日本较其它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更强。这种严重依赖海外贸易的经济结构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当重要的贸易伙伴发生经济危机时，不可避免地要传导到日本国内；二是当利益攸关的海外市场发生危机时，日本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以保护在海外的既得利益。

其次，相对于欧洲早期自生型的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是传播型的。这种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上而下，政府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特征从明治时期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景气还是萧条，都可以看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强大作用。在昭和经济危机时期，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调控的力度大、干预的范围广，比如金本位制的恢复和放弃、财政政策的紧缩和放宽、对外战略的阴柔和阳刚等都与内阁的换届有直接联系，经济状况也随着政府政策的转换出现明显的波动。

再次，通过侵略中国转嫁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是日本政界、财界、军界葚至包括被舆论误导的国民间的共识，我们不能把“九·一八事变”看成是军部或右翼少数人操纵的偶发事件，而是要把它看成是日本自明治以来奉行对外扩张战略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也不能被日本政府对外战略的转换所迷惑，无论是协调外交还是露骨的扩张，只是不同时段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其本质都是要依靠武力在最大限度上捍卫日本的“国家利益”。

最后，日本政府面临今天来势凶猛的世界经济危机，应该牢记历史的教训，审时度势，因时应变，找到应对危机的有效办法。这次危机表面上看是美国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监管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则要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去寻找，它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一样，依然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日本在这次危机之前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一直持续着“结构改革”与景气对策二者交替重复的状态，小泉内阁时期的“结构改革”把一切问题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并没有培育出新的增长领域。其金融政策是“结构改革”与通货膨胀目标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更强化了一味依赖出口的经济特征，一旦全球性经济危机袭来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世界发展到今天，上世纪大危机时代依靠武力转嫁危机的国际背景和条件已不复存在，西方传统强国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商品对日本海外市场的威胁也日益加剧。面对这种新形势，日本朝野不仅要果断地放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更要勇敢的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病，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暂时摆脱危机、走出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