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科黛没有逃跑，于是当场被捕。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声称杀马拉是她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她的无所畏惧的答辩有这样几句：

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答：“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就像罗伯斯比尔要处死路易十六国王时说的，大声说道：

“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1793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人一切其他权利存在的基础，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命。因此，科黛刺杀马拉无疑是一件犯罪行为。但是，科黛与马拉本无私人仇怨，她不是出于个人报复的动机，而不顾自己最基本的生命权，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拯救十万个无辜者而杀了一个“大恶人”，她的勇敢的行为也无疑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马拉之死，作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但被写进每一部法国革命史、甚至法国历史著作中，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素材。德国艺术家斯特凡尼·潘内马克（StephanePannemaker，1847-1930）创作了一幅精致的版画《马拉之死》，作为埃米尔·德·博纳舒瓦（EmiledeBonnechose，1801-1875）《法国史》的插图；1907年，著名挪威油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Munch，1863-1944）创作了油画《马拉之死》；甚至帕勃罗·毕加索也在1934年创作了《马拉之死》，为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本雅曼·佩雷（BenjaminPéret，1899-1959）的作品《柴堆后》（Dederrierelesfaggots）作封面。不过，最著名的《马拉之死》的画则是大卫和波德里的两幅。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David，1748-1825）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画家，他精湛的技法，在反对洛可可的陈腐画风，恢复古代优良的绘画传统上有巨大的功绩，并对以后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学院主义的绘画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以他的画作投身于政治活动，尤其在大革命时期，创作了歌颂罗马共和的巨幅油画《扈从把他儿子的尸体送给布鲁图》（TheLictorsBringtoBrutustheBodiesofHisSons，1789），以共和政体的象征，来表达自己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立场。他的《萨宾妇女》（TheSabineWomenEnforcingPeacebyRunningbetweentheCombatants，1799），斯蒂芬·琼斯在《剑桥艺术史》“十八世纪”一章说：“尽管画上画的全部是古代的事，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穿古装的人在攻克巴士底狱”（钱乘旦译）。

大卫作为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还是该派领袖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比尔的朋友，他这样做可以理解。同样可以理解，在1792年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上，大卫作为被新选入的代表，和罗伯斯比尔及马拉同站强硬的立场，也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他这态度为他赚得了一个“凶恶的恐怖分子”（ferociousterrorist）的外号。马拉被刺后两小时，大卫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并组织了一次场面宏大的葬礼，将他安葬于先贤祠。由于马拉是在书写之时死在浴盆里的，大卫希望在葬礼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尸体都沉浸在浴盆里，但是无法做到这样，因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于是在人们前来看望尸体时，就定时给尸体喷水，使开裂的创口润合。随后，大卫又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的油画。他曾经这样说到创作的动机：“公民们、人民都在召唤他们的朋友，他们忧伤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大卫，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复仇……我听到了人们的声音。我听从了。”于是他急速绘画，当年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有力的形象。

大卫用尽一切艺术手段把一次政治上的牺牲描写成一次真正的谋杀。在大卫的笔下，马拉的形象是理想化的：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真实，马拉被刺杀在浴盆里，凶器掉在地上，鲜血从马拉的胸口流出，脸上露出愤怒而痛苦的表情，左手仍握着“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连字迹都清晰可见。但看不出马拉患有影响他形象的严重皮肤病，他的原本丑陋的脸也显得清秀可亲。大卫在画中是力求用他的笔唤起观众对他心目中的这个革命家产生崇高的敬意，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作品具有圣像画的风格。美国加州大学艺术史教授艾伯特·博伊姆（AlbertBoime）在他1987年出版的《1750至1800年大革命时期的艺术》中评论说，这幅画是“一位艺术家的政治信仰直接表露在创作中所能达到的生动证明”。与之对比的是保罗·波德里同一题材的画作，他作于1861年的《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CharlotteCordayafterthemurderofMarat）。

波德里（Paul-Jacques-AiméBaudry，1828-1886）最初向古典主义画家米歇尔·德罗林（MichelMartinDrolling，1789-1851）手下学艺，1850年获罗马奖。后去意大利，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柯勒乔（Correggio，1494-1534）等的意大利艺术中吸取灵感，创作了表现古罗马《维斯太贞女的殉难》（TheMartyrdomofaVestalVirgin），还有《施洗者约翰》（StJohntheBaptist）和希腊传说中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勒达》（Leda）等作品，在1857年的沙龙上展出，获了奖。可以看出，波德里前期阶段的创作，倾心的是古代和神话题材，或者如1862年的《珠母和海浪》（ThePearlandtheWave）这类幻想的题材。他在1861年创作的《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CharlotteCordayafterthemurderofMarat）是他唯一的一幅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也表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要用他的画笔来抒发他的感想。

波德里无疑是出于对马拉的愤怒和对科黛的崇敬才画这幅画的。他不隐讳科黛杀死马拉是一次谋杀，但他没有像大卫那样，不让科黛出现在画面上，虽然事实是她当时就不想离开。在波德里的画中，她就站立在被害人的身旁，表现对自己行为的负责精神，是一位正气凛然的英雄。两幅画的作者所表现的完全不同的立场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