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地图》2004年01期，作者：鞠德源，原题：《从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

中国明清两朝（1368年一1911年）与琉球国建立了最牢固最亲密的长达500余年的宗藩关系。琉球24代国王受中国皇帝遣使册封，颁给册封诏书和王印。在琉球国内遵行中国基本法律、中国历法和年号琉球内政实行高度自治自为声教中国只对琉球国的国家安全与外交专务实行保护和监督指导。明朝初年为援助琉球曾选派福建36姓名门望族移徙琉球，世代扶佐国王行政宣教中华文化并负贵指导与掌管对中国的朝贡与宗藩贸易。所有琉球官生均赴北京国子监学习，归国之后大都担任琉球国之要职。明初为了清剿和防堵楼寇明政府曾数次派遣水军前往琉球保护藩国并驻守，完全掌控琉球大洋而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即钓鱼岛列岛完全属于明朝军事行政管辖范围以内之弧域成为中国沿海渔民定期前往捕鱼的富饶渔场。

中国明清两朝对海疆的经营管理具有重大贡献。对所辖的东海沿海自海南岛至辽东湾鸭绿江口，皆绘有分详密的洲岛海山舆图。其中，凡载入的中国领有的岛屿皆为“中国统治之痕迹”的第一位的法定标志。其中：1556年郑舜功绘《东岛（即台湾岛，亦称小琉球）盛诸海山图》。1561年、1562年郑若曾绘万里海防图》、《福建沿海山沙图》。1605年徐必达、董可威依照郑若曾《万里海防图》摹绘成《乾坤一统海防全图》，1561年茅元仪绘《福建沿海山沙图》施永图绘《福建防海图》等。1561年郑若曾还绘制了《琉球国图，年王沂再绘了琉球国图》。这些地图均将台湾岛附属岛屿钓鱼岛（又名钓鱼山、钓鱼台）、橄榄山（又名黄茅屿、薛坡兰）、黄尾屿（又名黄毛山、黄尾山、黄麻屿）、赤尾屿（又名赤屿、赤坎屿赤尾山）等岛屿，即钓鱼岛列岛绘载于图内。而在郑若曾绘的上述图内还特别标出隋朝和元朝招谕琉球时所命名的高华屿（即中国钓鱼岛最原始的命名，明朝又改称高英屿）。而郑若曾和王沂先后所绘的《琉球国图》，又充分显现了明人所运用的地理密集缩绘之法，其中所绘载的彭湖岛、小琉球（即台湾岛）、鸡笼屿、瓶架山、花瓶屿、彭家山（即彭佳屿）、钓鱼屿不仅揭示福建驶往琉球航路上所通过的中国岛屿而且集缩于琉球国海域之近旁，则更是凸显了地缘环境，却在地理上与琉球国绝无任何领属关系。

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成书的《顺风相送》一书，《渡海方程》及《海道针经》一书，慎憋赏撰《四夷广记》一书中的《琉球广记》与《日本国》，1556年郑舜功撰《日本一槛·俘海图经》卷一《万里长歌》，1561年郑若曾写成的《郑开阳杂著》一书（卷四卷七）。1562年胡宗宪、关转若曾编撰的《筹海图编》（卷二），1595年谢杰撰《虔台楼纂》（卷上）明人王在晋纂辑的《海防纂要》（卷二），清人顾炎武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九）严如爆辑《洋防辑要》（卷十四）等中国海防图籍文献，均在福建往琉球针路、福建往日本针路、漳州往琉球并日本针路、兵库回琉球并漳州针路、大明往琉球针路等，详细准确地记载了台湾（小琉球）附属东北诸岛。从鸡笼屿（山）至赤屿（赤尾屿）之间各岛的风向、针位和航程更数。其中所记述的小琉球（台湾岛）、鸡笼屿（山）、花瓶屿（山）、梅花屿（瓶）、彭嘉山（屿）、钓鱼屿（山、台）、黄麻屿（黄尾山、黄尾屿）、赤屿（赤尾屿、赤坎屿）在中国沿海官商民之中，尤其在渔民之中皆知为“中华海山”或称“中华外山”不仅常年往来而且是渔民捕取鲤鱼、鳍鱼的重要渔场。

明清两代历届册使的出使报告(即《长使琉球录》），记载从福建开洋，途经台湾附属东匕诸岛的航海日志，除详记岛程、风向、针位和沿路景观之外，还特别记载了中国琉球宗藩之间的领属界限，即由大自然所设定的横亘于中国赤屿（即赤尾屿）与琉球古米山（又作姑米山即久米岛）之间的“黑水沟”(即中琉海沟今名海槽)为两国各方公认的国界。

中国册使在《使录》中记录中琉宗藩国家界限者，即有1534年陈侃、高澄的《使琉球录》，1561年郭汝霖、李际春的重刻《使琉球录》，1579年萧崇业、谢杰的《使琉球录》，1605年夏子阳、王士祯的《使琉球录》，1633年杜三策之从客胡靖的《杜天使册封琉球真迹奇观》，1663年张学礼的《使琉球记》，1683年林麟昌、汪楫的《使琉球杂记》，1719年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1756年周煌的《琉球国志略》，1800年李鼎元的《使琉球记》，1808年齐鲲、费锡章的《续琉球国志略》等，皆对台湾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在内的东北诸岛作了详确记录，其中特别记述了航程、“黑水沟”之海象，以及以“沟”为中琉海界，出境入境过“黑水沟”祭海的传统仪式。所有册使之记录，有力地证明，中国出使琉球之官员和杂役人等，皆具有明确的区分中琉宗藩两国的疆界意识并确知“黑水沟”为中琉之间的天然国界。

中国与藩属国琉球对彼此各自领属之岛屿和海疆界限，是经过双方核定之后共同确定的。清康熙帝接受入华耶稣会士的建议，费3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大地测里工作，绘成了《皇舆全览图》。在此基础上，中国册使徐葆光于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出使琉球之际，特别带来两位地图测绘官员平安、丰盛额在琉球国王和官员程顺则的协助下，完成了对琉球国和琉球36岛的测最工作，从而正式地确立了并绘成了《琉球地图》及《琉球三十六岛图》。同时在岛的地理说明中写明了与中国相邻的西界、西南界以及与萨摩相邻的东北界。徐葆光在图内采用了明人的岛屿命名并加入了汉译的琉球岛屿之名。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册使周煌著《琉球国志略》一书，重新绘制成《琉球国都图》和《琉球国全图》，仍继承了徐葆光绘《琉球地图》、《琉球三十六岛图》的绘法，只对岛屿位置与岛屿名称略作修正与变动。徐氏、周氏所绘的《琉球三十六岛图》有效地全部廓清了琉球国领属的疆域内的所有岛屿。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所属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因为明清两朝的各种海防图和海防专书早已全部揭载详明，尤其是附属以钓鱼岛为中心主岛的东北诸岛，在历届册使的使琉针路内已有具体标注和绘图，皆属于“黑水沟”左侧中国领有的主权领土，界限分明，绝不与琉球36岛相牵混。确证在中琉宗藩两国所属疆域内从来就不存在任何无主地或无主岛屿。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清朝监察御史黄叔巡视台湾，写成出使报告，题名《台海使搓录》，其中卷二《武务》一节详细记载了台湾海岛、港、澳及港道、沙线以及附属岛屿泊船口岸之所，特别记述了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及薛坡兰的重要地位，有力地展现了中国统治的痕迹。

正当徐葆光《中山传信录》成书之年，日本国御用讲师新井白石写成《南岛志》一书，其中关于琉球36岛的记述，较徐书更为详细，更加全面地如实地廓清了琉球国的疆域和所属岛屿以及各方属岛之界。新并白石更特别看重明人所命名的岛屿名称，逐一作了介绍，并举证了中国古籍文献的出处。有力地揭示了明人在藩属国琉球统属海域的政治影响和历史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