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两朝，相继相承，对海疆的经营管理具有重大贡献，所管辖的东海沿海自海南岛（琼海）至辽东湾鸭绿江口，以及黑龙江口与库页岛，皆绘有十分详密的洲岛海山舆图；图中所载入的中国领有的岛屿，皆为“中国统治痕迹”的第一位主权标志。其中：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郑舜功绘《小东岛（即台湾岛，亦称小琉球）暨诸海山图》、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1562年郑若曾绘《万里海防图》、《福建沿海山沙图》，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董可威仿照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摹绘成《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年，1624年年（明天启元年）茅元仪绘《福建沿海山沙图》、施永图绘《福建防海图》等。1561年郑若曾还绘制了《琉球国图》，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王圻再绘了《琉球国图》。这些海防地图均根据“详外而略内”的原则，将台湾岛附属岛屿：钓鱼屿（又作钓鱼山）、橄榄山（又作黄茅屿、薛坡兰）、黄尾屿（又作黄麻屿、黄毛屿、黄尾山）、赤屿（又作赤尾屿、赤坎屿、赤尾山）等岛屿，即钓鱼岛列屿，凸显地绘载于图内。而在郑若曾绘制的上述图内还特别标出隋朝和元朝招谕琉球时所命名的高华屿和鼊屿。而郑若曾和王圻先后所绘的《琉球国图》，又充分显现了明人所运用的地理密集缩绘之法，其中所绘载的澎湖岛、小琉球（即台湾岛）、鸡笼屿、瓶架山、花瓶屿、彭家山（即彭佳屿）、钓鱼屿，不仅简明地揭示了福建使往琉球航路上所通过的中国岛屿，而且集缩于琉球国海域之近旁，则更加凸显出宗藩之间的地缘环境，而在地理上却与琉球国绝无任何领属关系。

清朝初期完全继承了中国东海明朝的海防范围和固有的主权海洋疆域。在此基础之上，康熙朝开始了大规模的中国舆图的测绘事业。并为雍正、乾隆以下各朝所继承和发展。康熙朝绘制成《皇舆全览图》，雍正朝绘制成《皇舆十排图》，乾隆朝绘制成《皇舆全图》（即《大清一统舆地图》），同治朝又编绘成《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即《大清一统舆图》），全面完整地绘制成中国大陆全图和中亚、南亚地图及朝鲜、琉球地图。只因受图版的限制，中国的沿海岛屿未及载入图内。然而，由于清朝前期复制翻刻明代海防专书较多，加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蒋友仁绘成了《坤舆全图》，详细绘入了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南海绘入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同时绘入藩属国朝鲜、琉球国等，亦堪称补足了海防图之缺陷。值得指出的是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绘制了《黑龙江口图》（含库页岛），而百年之后，日本人始探知库页岛是离岛，而不是半岛。遗憾的是，1875年日本窃卖了中国固有主权领土库页岛南半部给沙皇俄国，换得了千岛群岛，就像窃贼倒卖手中的赃物一样。

 读书报：你对历史上各国围绕钓鱼岛列屿所绘制的洲岛海山舆图做了许多细致的搜集、考证工作，仅《日本国窃土源流》中就收录了珍贵图籍资料80种126篇，《钓鱼岛正名》中甚至更有增加。

鞠：法官审案既要查清犯罪行为，也要拿出罪证赃物。图籍文献对于一个国家版图主权在法律上的地理实证价值不言而喻。

1971年2月我被分配到故宫明清档案部从事保管、采购、接待利用等工作。当时，日本、北美等海外的留学生已经发起了爱国保钓的行动，而国内还没什么动静。我给故宫和文物局的领导提建议，把任务直接下达到明清档案部，动员查阅有关钓鱼岛的记录和资料，为外交当局提供主权证据做参考。这是我搞钓鱼岛主权研究的开始。限于当时的条件，这项工作进展得艰难、缓慢。

1982年春，我受邀到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在一年的访问交流期间，我遍访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中文图书馆，搜集了西方出版的各种地图资料和中国近代史实。

1989年9月到1991年7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得以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访问，调研课题是日本国集藏明清档案之状况。在日本期间，我尽量多地搜集日本出版的有关中琉、日琉关系的出版物、论文、地图资料等等，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的支持下，系统地搜集了1874年以来日本侵华的全套档案文献，拿到了日本在东亚实行以中国为首要目标的侵华窃土战争的证据。

在此期间，我再次访问哈佛，短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客座研究员，得以再次收集各种资料，发现了日本御用学者新井白石1719年撰写的《南岛志》，这是日本方面系统梳理琉球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从中找到了钓鱼岛列屿主权与琉球（即现在的日本冲绳县）无关的重要证据。至1991年7月回国时，我从日本带回了一个集装箱、体积超过两立方米的各种材料。

这些资料是我开展钓鱼岛主权研究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