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后来项英、陈毅才知道龚楚是彻底叛变了，幸亏当时没有去见他，否则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