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对设立公益基金会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四有”：“有目的”“有人员”“有场所”“有资金”，这条件对于富豪而言其实不难，关键的要害在于“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实际上就是存入银行的现金。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中国的富豪虽然有钱,但也不一定会认同将所有原始基金做成到帐现金这种极为不经济、低效的做法。由于这一条规定,曹德旺、陈发树和陈光标们试图用“股权和有价证券等”的行善之路被堵。[>>详细]

行善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在中国，一些慈善行为却总伴随着一些杂音。陈光标的裸捐被人为是在“作秀”，陈发树建立“新华都慈善基金”被人为是为了避税。质疑者的诡异的逻辑便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家人？”

“阴谋论”的产生有其不可回避的土壤，一方面，很多人利用慈善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等，做一点好事就恨不得满世界发新闻。另一方面，民间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对富人阶层缺乏信任感，背上富人标签的慈善，意义很容易被扭曲。[>>详细]

许多捐款人都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那就是“捐款后，钱做什么了不知道”，有媒体曾调查了1000多个捐款人，说知道捐款用到哪里的，只占0．61％。对自己捐出的钱的用途不清楚不了解，让很多人打消了做慈善的念头。[>>详细]

高透明度是公众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第一要求，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营企业家对《复兴评论》记者坦言，“不会去找公募的慈善机构，帮别人一定要帮的心里有底，哪些钱花在什么地方心里要有本帐，必须知道我捐的钱是干什么用的。”[>>详细]

西方富豪们，之所以在慈善事业上慷慨解囊，原因在于他们有一套完善的税收激励机制，因此他们很愿意做善事，这样既获了名，也获了利。而就目前国内而言，慈善税收税收政策的滞后性，以及缺少“人性化”程度，已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捐赠的重要因素。“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做慈善不能仅要有道德上的激励，也需要有税收方面的激励。[>>详细]

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已经有200多年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即使公众偶尔参与了慈善活动，也没有将慈善活动转换为一种本能意识。一方面，许多富豪是第一代创业者，刚刚从贫困中走出来，还没有形成很强的做慈善的自觉意识，所以大量捐款做慈善的富人还不是很多；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家族财富观的影响，甚少有人会将遗产捐献给社会，而只留给子孙。。[>>详细]

没有规矩，难以成方圆，慈善事业也是如此。没有完备的法制保障与支撑，慈善事业就难以尽善尽美。一方面，“骗捐”、“诈捐”加剧了社会信用危机；另一方面，摊派、强捐又破坏了慈善募捐的自愿原则。

李连杰壹基金即便操作规范透明，其专业与实绩有目共睹，却仍因“身份”尴尬而面临困境——这一切的一切，实际上都在拷问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建设，所有的质疑本质上都是在追寻健全法规对慈善事业的有力庇护。[>>详细]

根据学者王小鲁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各阶层收入者总计向政府隐瞒了9.3万亿元人民币（合1.4万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中国最富裕的人隐瞒的收入大约占隐瞒收入总数的80%。这些富豪，虽然富可敌国，但行事低调，不愿显富，害怕慈善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比如税务检查等等。对于如何将财富以最佳方式返还社会只有比较模糊的想法。

“如何将慈善进行到底？”这个问题要有必要认真的思考一下。捐一次款不难，难的是将慈善视为事业，坚持下去，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在全民慈善的高潮中，不乏社会各界人士的身影，但灾难过后，人民的慈善热情似乎也随之降温，慈善并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让灾难带动慈善事业的进步，慈善是一种大爱，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常态。[>>详细]

政府对慈善的垄断也是民间慈善难以发展的原因之一，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对《复兴评论》的记者表示，社会的诸多事情都是由政府垄断，像慈善、办学、出版界的办报办刊，现在统统由政府垄断，无法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政府应该看清社会发展趋势，要放开垄断，很多事情可以给民间做事的空间。而政府的放权不是说没有节制的，必须制定新的游戏规则，让民间按照这个新的规则做事。[>>详细]